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政府新任首相田中义一提出《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基本国策。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实施二次北伐，北伐军逼近济南，日本政府为维护在山东的霸权，出兵阻止。五月三日，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及其随员惨遭日军杀害。

    A、志存高远
    蔡公时，别号痴公，江西省九江市人，生于一八八一年，因仰慕“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先贤陶渊明，自称“栗里蔡郎”。十八岁时与张华飞、徐子鸿等组织革命团体“慎所染斋”，对外称为“私塾”。“子墨了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慎所染斋”就是要求大家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腐化，要改造环境。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指出：“江西内地之有革命运动，殆以此嚆矢”。不久，慎所染斋被查封，蔡公时与张华飞、徐子鸿等不得不逃往海外，东渡扶桑求学。

    在日本时，正碰上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的诞辰日），在岛国的军乐声中，东京街头来往行人均向皇宫方向弯腰致敬。蔡公时心想我非彼国公民，不必如此，乃信步从街上走过。几个日本膘形大汉一齐上前，捺他的头，要他强行作弯腰鞠躬的姿势。虽惨遭毒打，公时亢然不从。

    一九○八年，蔡公时自日本回国。六月六日，偕乡友张希之同登烟水亭，感时伤怀，心情十分低沉，写下了魏碑体长联。

    一九二一年清明节，他到广州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有感于当时军阀混战，国运艰难，即兴撰写了七律四首《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台湾外交界耆宿诗人王家鸿在《劬庐杂俎》中云：“国府奠都南京以来，在外交阵线殉职者有三人……三人中以蔡公时为诗人，他于民国十年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四首七律，至今诵之，……诗中“英雄血和杜鹃开”，“不抱丹心莫错来”以及“功名都在死中求”等语，对于“五·三”为国捐躯悲剧，似有预感，亦可见其浩然正气，慷慨悲歌之志节，已在平昔蕴涵于胸臆中。”

    B：追随国父
    蔡公时与国父孙中山的相遇颇具戏剧性。

    那是一九○二年，蔡公时到广州求学，家贫无以糊口，他就凭着自幼练就的一手工整的魏碑书法，于客栈前当众书写出售。有一天，孙中山先生路过看见，爱才的孙中山便问他：“你是想读书，还是想做官？”蔡公时答道：“我想出国求学。”于是孙中山便资助他赴日本留学。

    一九○四年，到达日本，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一九○五年，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以《民报》为主要阵地的宣传活动，同时积极筹措经费，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一九○八年三月，蔡公时与反清志士谭石屏、黄克强（即黄兴）奉孙中山指示，以旅越华侨中的二百名同盟会员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开入钦州（今属广西）举行起义，在钦广、上思一带与清兵转战四十余日，后因弹尽粮绝，退至越南，转返回江西。以教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十月廿六日，九江光复，并由马毓宝、李烈钧等组织军政府。其时，南昌尚未光复，蔡公时就在南昌联络同志，密谋响应，并派人秘密赴浔，汇报省中情状，敦促浔军政府攻打南昌。此时，江西巡抚冯汝睽见满清王朝大势已去，乃顺应人心，于十月三十一日宣告起义，成立江西省军政府。首任都督吴介璋，蔡公时任交通司长。

    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在湖口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调遣重兵，水陆两路，弹压义军。敌众我寡，而广东、湖南援军迟迟未至，情势十分危急。李烈钧乃派担任九江保商局长的蔡公时晋省磋商军计，旋即赴粤请求援兵，及抵广州，惊闻湖口起义失败，袁世凯缉捕起义官兵甚急，蔡公时再次渡海赴日，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

    一九二四年奉直战争以后，主政北京的段祺瑞，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事，蔡公时亦随行在侧。总理病重时，凡侍汤药，候起居，以至于总理在京的身后事宜，公时无不亲身参与，为国民党中在孙中山临终时参与照料的极少数党员之一。

    一九二六年夏，蔡公时随同北伐军东征，一路势如破竹，十一月下旬，湘、鄂、赣三省相继光复。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狼狈逃往南京，勾结奉系军阀，伺机东山再起，阻北伐军光复江浙。蔡公时与孙传芳部下掌握兵权的大将领有旧，遂向北伐军总部毛遂自荐，秘密前往孙部访友，当面陈说利害，历尽艰险，终于说服其将领弃暗投明，反正来归，对浙江的光复有极大的贡献。

    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大集团军再次攻打奉系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蔡公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该会外交处主任，后又任命为山东交涉员。外交处的工作职责是：在北伐军总司令的指挥下，代表外交部处理战区外交事宜。进驻徐州时，他签署了一份文件，从徐州发函驻上海的各国领事，申明战地政委会外事处的职责及所阐明的保护外侨的政策，希各国驻沪领事转达驻中国各地领事，转知各内地侨民一体知照。这一公函上海各大报纸均以显著版面刊载，消除了大多数外交使节与侨民的误会。

    然而，田中内阁看到北伐军从鲁南向北全面推进，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残部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威协日本在华北的既得利益，并使其蓄谋满、蒙脱离中国的计划落空，遂紧急调兵遣将，阻止北伐军进城。北伐军前锋部队将此情呈报给北伐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蒋介石说：“日军占领济南，意在阻挠北伐，我若和它作战，便上了它的当，北伐事业将付诸流水。目前无论如何要暂时隐忍。等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之后，再来和它算帐”。在这一非常时刻，蔡公时忍辱负重，前往济南，与日军交涉。

    蔡公时身着灰色布军装，头戴大沿帽，腰扎宽皮带于五月三日上午八时，率领外交处官员及勤务兵共十八人直赴交涉署。他亲自在正面墙壁上，悬挂了孙中山像、国旗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条幅。接着，他又向战地政务委员会官员点交了前山东交涉署保存的文卷，其中有日本帝国主义与奉鲁军阀张宗昌签订的密件。

    上午九时，有一队国民军搬驻交涉署对面的基督医院内，日军开枪射击，打死伙夫及士兵各一人，一时来不及搬运之辎重，乃藏匿医院楼上，以免日军抢掠。又有一日军来到交涉署前，向医院大楼射击，被流弹击毙；复又一日军赶来运尸体，亦被流弹击毙。参议张鸿渐从公署二楼窗口目睹此情，急向蔡公时报告。蔡公时认为，日军向国军挑衅被击毙，系多行不义必自毙。不多时，公署门口多次出现日兵和日本浪人的便衣队向署内探视，行径十分诡秘。而且，庶务员张麟书上街买菜购粮亦遭马路上的日军阻止，并发现公署已被日军包围。此时 ，蔡公时已意识到局势十分严重，立即打电话给日使馆,日领事馆避口不谈日军包围和封锁交涉署一事,仅告诉:“华军已陆续就范缴械，很快就可以解除战斗”云云。随之，交涉署的电话线即被日军割断。很明显日领事馆配合日军有意使交涉署与外界隔绝。蔡公时遂急作三函：一函寄北阀军总司令蒋介石；二函致外交部长黄郛；三函致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由于门口日军阻止，一直未能送出。

    下午四时，日军二十余人冲进署内，无理要求在公署三楼架设大炮，轰击马路对面驻基督医院的国军，被蔡公时严词拒绝。晚十时许，日军撞门，来势极凶猛，破门穿墙而入的日军，进门之后，剪断电灯线，霎时署内一片漆黑，旋即，全署员役被全部捆绑起来。日军打着电筒翻箱倒柜，遍行搜索，但一无所获，乃将署中文件捆了五大提包，并撕毁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先生像。

    蔡公时忍无可忍，乃操日语厉声抗议：“此系中国政府的外交机关，非战斗单位，诸位既不明了外交手续，不必一味蛮横。此次贵国出兵济南，原为保护侨民，为何轻举妄动，借题搜索中国之官署，捆绑中国之官吏！”

    在这次惨案中侥幸逃脱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其时也，予已血流蔽面，虽痛至彻骨，犹念及蔡主任不知已作何形状。借日军手电中得见诸人之形状，大半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几至令我昏厥。蔡主任被割去双耳，挖下双目后，在极度痛楚中仍大声斥敌：“日人决意枪杀我等矣，惟此国耻，何时可雪？！”他用九江口音的国语喃喃地说：“不料吾辈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竟死于强暴倭奴之手”。

    据蒋介石回忆：“在徐州出发的时候，（蔡公时）就对我说，这一次出去，料想日本人一定要同我们捣乱，我们决不好再让他。一定要有坚强不屈的决心才行。我们如一退让，他们就要加凶横，我们必要拿革命的精神同他们周旋。我说你抱定这个宗旨，尽到外交官的职责，必须如此，才能不辱使命。所以他后来为日军所执以后，一点也不屈服。当时他在交涉署，日本司令官坐在中间，叫他跪下来，蔡特派员就死不跪，他说，‘你杀我都可以，但决不能使我对你们日本军阀侵略者之前跪下来的’。‘你不跪吗？不跪，就做给你看’。日军一面说着，一面就把与蔡同伴的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再问蔡你跪不跪？他坚决不跪。他们又再打死一个中国人，问他跪不跪？他坚决不跪。他们又再打死一个中国人，问他跪不跪？待到那十几个中国人，一个个都被日本人打死了，蔡特派员再也不跪。他们又叫两个兵拿枪来敲他两腿，要使他跪下来，把他的腿骨都敲断了，倒了下来，蔡特派员仍旧大骂日本军阀，日本兵就把他的舌头剪掉”。

   另据《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记载：“日本人闻蔡公时痛骂后，更刀枪拳足一齐并下，复将诸人分3、4组曳出屋外，执行枪决，依交涉署勤务兵张汉儒说，他于忙乱中由案上跌地，拾得剪刀，乘黑暗中剪断束缚，乘机逸出，奋勇登墙，连越四墙，始落一空地，适有一空水桶在，乃匿伏桶内。天明，张正无计逃出防线时，遥闻小车声远远而至，伸头探视，系一苦力推水者。俟其近前，张对之略述一日夜之经过，求为援救。苦力亦泪滢滢然，允为设法施救。张探衣袋时衫内尚有银币五角，以授苦力，易其短衫一件，更换血衣，始出桶外，冒推水者，同苦力拉车，绕道退出防线，即奔往各官署，报告蔡主任被难情形”。

    济南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国民政府通令，文到一星期内，每次集会为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从此，五月三日被定为“国耻日”。

    蔡公时的祭奠、追悼仪式分别在上海、北平、九江等地举行。

    七月十五日，上海市各界人士在清凉寺前举行追悼大会，前往致祭的达一千二百余人。南京政府军政要人为烈士题写的像赞布满了祭堂。李烈钧题写的像赞为：“外交史上第一人”。于佑任的是：“国侮侵凌，而公惨死。此耳此鼻，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公时同志不朽！”。孔祥熙的是：“发人猛省”。冯玉祥的是：“誓雪国耻！”。蒋中正、李烈钧、孙科、黄郛等二十四人联名撰写了《蔡烈士公时事略》。

    七月二十五日，北平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团体的代表在中山公园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社稷坛正墙上悬挂蔡公时烈士遗像，左右悬有与蔡公时同时遇难的诸烈士的像和姓名。四壁悬有蒋中正、李宗仁等人的挽联和花圈。北京各界的祭文写道：“烈士永逝，断耳割鼻，不畏强梁，折衡勿屈”。

    蔡公时烈士殉难噩耗传到九江，家乡人民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烈士亲友在市区蔡家祠堂沉痛地举行了追悼会。省政府亦派员参加。各界送来的挽联达二百多幅。蔡公时堂兄蔡仪庭作挽联云：“八千里路未招魂，杜鹃泣尽心头血；二十兄弟今剩我，鹧鸪休向耳边啼”。（注：蔡公时堂兄弟共有二十个）。

    斗转星移。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蔡公时烈士纪念碑在九江揭幕。碑前方，烈士一九○八年回乡登临的烟水亭还在，他留在“苍茫烟水间”的长联还在：

    请看世局如棋，天演竞争，万国人情同剧里；

    好向湖亭举酒，烟波浩渺，双峰剑影落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