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则称之为“南淮夷”。
    周夷王时，《禹鼎》铭文：“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洛阳）。周王朝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
    周宣王时器《兮甲盘》铭文：“王令甲（兮甲）征治成周（洛阳）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伯吉父”，亦即《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吉甫”。吉甫公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南淮夷的贡赋，《诗经·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
    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故“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夷”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