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白居易不曾指责过杜佑，与杜佑的“矛盾”，是人为误读出来的 。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写于贞元元和之际，当时，白居易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名为《秦中吟》”。其五《不致仕》写道：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上文里提到的“汉二疏”是汉宣帝的太傅疏广和少傅疏受，他们兄弟二人位至太子太傅、少傅，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七十岁就致仕。当时的“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辞决而去。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然而，也有不少官员到了七十岁退休年龄，“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就是赖着不退休。像疏广、疏受二兄弟，到了退休年龄“辞诀而去”，这是很不常见的事，难怪“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所以值得歌颂。有人说白居易的《不致仕》诗是批评杜佑身在高位恋富贵，赖在朝廷不退休 。如陈寅恪先生，他在《元白诗笺证稿》就提出白居易借此诗批评杜佑。原文说：“当日杜歧公（杜佑）年过七十尚不致仕，深为时论所非，乐天秦中吟《不致仕》一首，显为其事而发，宜新乐府中有此一篇也。”这样说是不正确的。杜佑七十岁那年才被唐宪宗任命为宰相，而且几次提出致仕，只是由于唐宪宗挽留才继续留任。当不当宰相，唐宪宗说了算，由不得杜佑，怎么能把“年过七十尚不致仕”的责任算在杜佑身上呢？ 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70岁时即德宗贞元十九年，始任宰相。德宗朝政紊乱，顺宗有识无力，宪宗年少嗣位大统后，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既要继续力纠德宗朝的种种弊端，又不敢明确沿着顺宗时的改革思路走，须得向宦官和军阀作适当妥协，以求先稳住阵脚。要驾驭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必须得有德高望重的老臣方可，当时，杜佑即是最合适人选。杜佑主政后，经过几年努力大局初定，元和二年（807年），已经七十二岁的杜佑即请求过致仕。然而，年轻的宪宗皇帝正需要杜佑挑社稷重担，哪能允许？于是令他每月入朝三次，即每旬至中书省议大政一次，所挂衔的职务是光禄大夫和太子太保（闲职），其他时间均可在城南樊川家中休息。元和七年六月杜佑病重，只好再四上表，宪宗不得已，这才答应杜佑致仕。致仕不久杜佑即去世。 白居易于元和二年秋自周至尉调充进士考官，十一月又召入翰林，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除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上面提到的朝政和杜佑的情况，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 杜佑元和七年致仕时，白居易撰写有《杜佑致仕制》就是有力证明（1）。该制全文如下：    敕：尽瘁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长才名略，为国元臣，历事四朝，殆逾三纪。出专征镇，为诸侯帅；入赞台衮，为王室辅。嘉猷茂绩，中外治闻。宠任既崇，勤劳亦至。顷以年登致仕，退清悬车，方深倚注，久未得谢，勉就牵率，殆兹累年。今抗疏披诚，至于数四，敦谕颇切，陈乞弥坚，期于必遂，理不可夺。守冲知止，佑实有焉！贤哉大夫！今古同道，宜从优异之命，式表褒崇之理。尚资耆望，俾傅东朝。可太子太师致仕。如天气晴和，亦任朝谒。昔祈奚、申叔，皆就请老；国有大事，人议否臧。忠臣爱君，岂必在位？永观前事，期副兹怀！    这篇翰林制诏写得文情并茂，热情地赞扬了杜佑这位“为国元臣”“尽瘁事君”的高贵品德，也表达了白居易对杜佑的尊敬和仰慕。其实，白居易《不致仕》诗的指向应当是当时朝廷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自“汉二疏”按礼法致仕后，“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亦即那些“贪荣者”置礼法于不顾，“斯言如不闻”，没人像“汉二疏”那样按时致仕。杜佑在七十岁、已经到了致仕年龄才被任命为宰相，这是宪宗的安排。如果说《不致仕》诗是批评杜佑的话，岂不是等于批评宪宗了吗？可能吗？同样，白居易的《司天台》诗也不是指责杜佑之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里有《司天台》诗（2）。诗曰：司天台，仰观俯察天人际。羲和死来职事废，官不求贤空取艺。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是时非无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明朝趋入明光殿，唯奏庆云寿星见。天文时变两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台高百尺为？司天台，唐代官署的名字，主要任务就是观察天象，制定历法，记录各种自然现象，供皇帝施政时参考。陈寅恪先生关于《司天台》一诗的解释令人费解，他不是抓住全诗的思想内核，而是就“中台”一职大做文章，详细索隐“中台”官在当时影射的是谁，这就难免走入歧途了。 陈先生说：古有中台星坼、三公须避位之说，是篇所剌者，岂即当时之执政矣？考元和四年之三公及宰相为杜佑、於頔、郑絪、裴垍、李藩五人。其中裴垍曾在翰林与乐天同官交好；李藩则由裴垍推荐，致身相位；郑絪亦尝为乐天素所不喜之李吉甫所诬构，而为其道谊相合之李绛所救解。则此三人者，似俱不应为乐天所讥诮。又汉家故事，凡遇阴阳灾变，则三公纵不握实权者，亦往往为言者所指斥，而实际柄政之臣，则时或不任其咎。乐天作诗时，裴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絪李藩相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虽为宰相，并非三公。揆以乐天引古儆今之语，则乐天所指言者，殆属之当时司徒杜佑、司空於頔二人之一矣。经过一番考证，杜佑此时是司徒，所以陈先生又接着推理：古以司徒上应三台之中台，故“谴在中台”则“宜黜司徒”。然则此篇所指，其杜歧公乎？意思就是，白居易文章所指，不就是杜佑吗？那么《司天台》的思想内核是什么？要理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这首诗的小序“引古而儆今也”理起。白居易所直引的“古”，就是西汉元帝、成帝时的“下陵上替”，而具体的内容，则隐含在“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四句中。这四句所蕴含的大意就是：皇帝昏懦失势，太子的地位受到威胁。女主权盛，控制朝廷。朝臣朋比，构陷倾轧。朝廷危机四伏，国运濒临灭绝。白居易的这种叙述是基本符合西汉当时的政治实况的。西汉衰亡，始于元帝。元、成二帝时的皇帝昏庸好色，宦官用事，后宫秽乱，外戚秉政，皇族失权等所谓“下陵上替”的种种事实，都可以作为白居易本诗的注脚。尤其应留意的是白居易把陵替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女主用事，外威专权，认为这都是由于“四星煌煌”而造成的恶果。然而，以上所论还只是白居易诗字面的意思，其实，作者真正要引的“古”，并不在遥远的西汉，而在于“今”。从诗中天象所暴露的问题，结合小序的点睛之笔，会使人立刻想到李唐从开国到宪宗时的一段历史，这期间，朝廷发生的许多事件和西汉时的陵替竟在许多地方惊人地相似。可以认为，白居易诗直言“昔闻西汉元成间，上陵下替谪见天”如同《长恨歌》里“汉皇重色思倾国”一样，都是以汉喻唐，所展现的政治情景就是发生在李唐本朝。这首诗也只有参照唐史来理解，才更为恰当。下举几例以证：首先是武则天称帝一事。武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李氏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这就是“四星”“耀芒动角”造成的后果。昏庸的高宗当年力排非议，立武氏为后，其诏书竟曰：“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西汉王氏外戚没有政君这张牌，不能酿成篡位，唐高宗亦把武氏比作政君，到后来竟连“北辰”也被搞得“微暗少光色”了。中宗复辟后，“四星”仍然是“煌煌如火赤”。韦后操纵国柄，昏懦的中宗最后竟被她与安乐公主毒死了。韦后学样于则天，准备临朝称制，因而发生了李隆基拥兵入宫夺权的事件。韦皇后的兴亡，是唐朝第二轮的女主、外戚专权祸乱。之后，太平公主又养成了羽翼，最后竟发展到要用羽林军入宫杀戮。她的干政谋乱，几乎又酿成大患。玄宗朝，玄宗昏迷声色，杨氏倚势得宠，直至叛乱发生，杨家才遭诛灭。对于玄宗的淫荒和杨门的用事，白居易也曾多次予以鞭挞。著名的《长恨歌》就是明证。　　肃宗时，又发生了张皇后与李辅国勾结乱政的丑剧，李辅国甚至敢将玄宗强行软禁起来，肃宗欲诛辅国，竟不敢下手，后来，张、李之间又发生了矛盾，终于，张后被李杀死，肃宗也在祸乱中被惊死了。汉元帝任用恭、显理政，就是因为他们“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结果使朝臣朋比，倾轧不已。唐玄宗基于同样的观点，大量任用宦官，宦官专权是唐朝后期朝廷祸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宦官的专横，白居易也曾在诗文中予以刺责，如《宿紫阁山北村》诗中说：“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即是。就在与《司天台》诗写作的同时，白居易还写了《论承璀职名状》进上，冒死反对宦官担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表现了他对宦官用事的严正立场。  “北辰微暗少光色”一句，不但是指皇帝庸弱失权，而且还包含有“太子忧”这一内容。纵观李唐从太宗直至肃宗六帝，竟无一个是以嫡长自然继位的，宫阙禁闼常起兵戈，废立予夺，轮转辐易，这一事实也在本诗中得到了暴露。上文分析了《司天台》诗引“古”的二重内容，那么，它要儆的“今”又是什么呢？从宪宗本朝当时来看，朝廷内部虽不存在女主干政，外戚专权的现象，但“女祸”的危机并不是没有萌芽，宪宗好色也是事实。据《新唐书·后妃传》：“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进册贵妃。八年，群臣三请立为后，帝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宣宗立，于后，诸子也，而母郑，故侍儿，有曩怨。帝奉养礼稍薄，后郁郁不聊，与一二侍人登勤政楼，将自陨，左右共持之。帝闻不喜，是夕后暴崩。”白居易写本诗时，郭氏立为贵妃已有四年，但宪宗却因“后宫多嬖艳”，始终不肯把她立为皇后。宣宗的生母郑氏就是“嬖艳”之一，元妃不立，致使郭、郑结怨。唐朝前期朝廷上的大型祸乱，每一次都离不开“女祸”。而宪宗的不立元妃，淫荒于女色，实在是又启“女祸”之萌，白居易诗“儆今”之意，也就在此。综上所述，《司天台》诗所抨击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唐朝前期的几次“女祸”以及宪宗以来的宦官用事。借此来儆诫当时和后世的君主。至于他不明写本朝而托言于西汉，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地方写的是常人难懂的的天文现象，则是一种托词，更是一种避嫌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首诗看作是表面明斥太史官“眼见心知不敢言”，而暗中则告诫皇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这种方法在作者的其它《新乐府》诗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杜佑年长白居易37岁，当杜佑于贞元十九年任宰相时，白居易才刚刚进入官场任校书郎。白居易官小职微，跟杜佑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史料也不曾记载他们二人可能有什么过节，白居易没有必要写诗指责或批评杜佑。如要说白居易的《不致仕》和《司天台》诗矛头指向杜佑，岂理由充分乎？白居易与杜佑其实并无矛盾，所谓矛盾是人为误读的结果。（本文参考文章：山西大学白平《关于司天台诗的笺证问题》）注解：（1）见《白居易集》卷三十八，岳麓书社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     （2）见《白居易集》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