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白启娴以大学生嫁与农民为妻的“英雄事迹”被誉为“反潮流英雄”而名扬天下。耀眼的光环遮住了她那段刻着时代烙印的不和谐的婚姻，此后她在沉浮不定的变幻中有苦难言……

　　1971年秋季的一天，河北省沧县阎村人民公社相国庄大队沸腾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传递着一个令人惊异的消息：白启娴——一个来自北京的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此时正在相国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毕振远——家境一贫如洗、大字不识几个的相国庄大队农民结婚了。
　　洞房之夜，没有诱人的花烛，更没有新婚的装点。昏暗的煤油灯光映照着毕振远黝黑的脸庞。白启娴第一次面对面地看他，这才发现这个男人的“庐山真面目”。她伤心地哭了。
　　是的，她还没来得及弄清她究竟爱他什么，便已经做了他的新娘，毕竟从介绍到结合仅仅只有六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么仓促，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在一片欢迎城市人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锣鼓声中走进相国庄大队以后，她原是有一个心上人的，他是大队民兵连副连长，一个相貌英俊、断文识字的棒小伙，遗憾的是他已成有妇之夫。当他被父亲打得跪地求饶时，他们短暂的“恋爱史”便终结了。在古老的乡村，与有妇之夫谈恋爱是伤风败俗的丑事。于是，大队干部开始找白启娴谈话。
　　“你愿意扎根农村是好事，我们支持，我们给你介绍一个。”
　　“谁呀？”白启娴天真地笑道。她毕竟来自大城市，根本没把那件“丑事”当一回事，也没为结束那段感情过多悲伤。她只想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扎根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已经快30岁了，也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所以当大队干部说出毕振远的名字时，她并没有多想，只说“回去同父亲商量一下”。大队干部立刻说：“婚姻自主，还从父命？太封建了！”她觉得大队干部批评得有道理，便虚心接受了。在大队干部的连日催促与毕振远紧锣密鼓的操办下，六天后，她成了毕振远的新娘。
　　婚后回门是冀中乡村的古老风俗。几天后，白启娴和毕振远踏上了回娘家的省亲之路。

　　白启娴六岁丧母，父亲终未再续，含辛茹苦将她和妹妹拉扯大。妹妹早已婚嫁生子，她迟迟没有着落的婚事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白启娴想：自己带上新婚丈夫回家，一定会给父亲一个意外的惊喜；丈夫虽不漂亮，但却是自己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结识的朴实农民；父亲是位老工人，一定会喜欢这位农民女婿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白启娴印象中一向慈祥的父亲竟然暴跳如雷，不由分说便将脚未站稳的他俩赶出了家门。
　　为什么？因为事先没商量？父亲一向不是那样挑剔的。因为他是农民？身为纺织工人的父亲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农民？白启娴迷惘了。
　　当她将丈夫安顿在小旅馆，自己单独踏进家门时，父亲已气得病卧床上。“你这个大学生学的是文学，扎根在那儿有啥用场？干啥的不吆喝啥，知识不全丢了？咱家世代工人，出个大学生不易呀……”父亲老泪纵横。白启娴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心思，可是，一切都迟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怎么无法？离婚！”
　　“离婚？”白启娴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从父亲嘴里说出的。
　　其实，她并不了解当时父亲的心情。工厂外迁，一家三口天各一方，没有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全家团聚的花好月圆，他是多么企盼有一天女儿能回到自己的身边啊！更盼着退休后迁回北京，全家团聚。而她嫁了农民就意味着她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他的企盼成了实实在在的梦想。
　　白启娴疯了一般嚎啕着冲出父亲的家门，第二天便带着丈夫返回了相国庄大队。

　　当婚姻的面纱揭去之后，在实实在在面对婚后生活的时候，呈现在这对特殊夫妻面前的矛盾远比相国庄大队一般夫妻的矛盾要复杂、深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发生口角，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口角”发生了量的和质的变化。
　　一次，县文教局领导来校听课，白启娴一早就赶往学校，中午当她高高兴兴回到家时，丈夫双手叉腰横在门口：“你做的早饭呢？”“我不是告诉你今天领导听课吗？你就不能动动手？”“我动手？我动手娶你干什么？”话音未落，一记重重的巴掌已落在她的脸上。她猝不及防，被击倒在地，脸上一阵火烧火燎的疼。“你凭什么打人？！”“不做饭就打！”又一巴掌抡来，白启娴的脸失去了知觉，嘴角溢出殷红的鲜血。
　　毕振远像胜利的斗士，洋洋得意地走了。看着两个呜呜直哭的孩子，白启娴绝望了，这日子怎么过？这学怎么教？她想到了父亲的话：离婚。然而，当她找到大队部，大队干部只是调和，不给开介绍信。
　　不离婚也罢，调动。她的请调报告很快被批准，她带着一双儿女迈进了公社中学的大门。

　　倘若没有白启娴那封寄给《红旗》杂志的信，便不会有她后来的“辉煌”。而引发她写那封信的直接原因，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调到公社中学的当年冬天，学校分配铺床稻草，按规定只分给双职工。白启娴虽有两个孩子但仍得不到照顾。她去找领导，领导说：“你也找职工啊，谁让你找农村的？”对方的话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找农村的错了吗？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错了吗？丈夫欺负自己，难道这些有文化的同事也不理解自己？她迷惘了，困惑了。在《红旗》杂志上，她看到了一篇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章，遂萌发了一吐心中苦水的愿望，于是她连夜给杂志社写信，讲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与农民结合的全过程。她只想听到权威人士对自己的选择做出肯定，并不知道在狂热的时局中这封信的政治价值。
　　不久，白启娴在《河北日报》上发现自己的信赫然刊登在头版头条，“编者按”中赞誉她为“敢于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反潮流英雄”，调查附记中说她“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新型家庭”。此后，这封信作为新闻稿转发全国，甚至外国通讯社也作了专题报道。于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升入了1974年迷乱的星空。从此，白启娴作为新闻人物一举成名，天下人皆知。

　　同时，相国庄大队一夜之间成了圣土，毕振远家的土墙草屋瞬间成了展览馆。白启娴被全国妇联、天津市工会请到各省、市作报告。白启娴入了党，晋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和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白启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事实证明她嫁给农民没有错。她不能再闹离婚，那样等于推翻自己的信仰。于是，她将毕振远从相国庄大队接到阎村公社，住进了刚刚分配的新居。毕振远从黑黢黢的茅草屋走进这套宽敞明亮的住房，感觉像进了宫殿。他小心翼翼地审视着这里的一切，包括变得精神抖擞的妻子、穿戴整齐的孩子。直到这时，他才觉得妻子不同于相国庄大队那些女人们。他不再恶性发作，人也变得干净了，勤快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2月，全国五届人大在北京召开，白启娴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紧接着，一系列耀眼的官衔被拿掉，一切诱人的职务被免除。她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回到了当初发迹的所在地——沧县阎村公社。
　　这时，白启娴已多种疾病缠身。为了换换环境，松弛一下过度疲惫的身心，她向组织提出了调动申请。1979年，白启娴调进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务处副主任。
　　然而，离开了原先的环境，却抹不掉那段“辉煌”的历史，与农民结婚已不再是舆论宣传的先进事迹，而成为被人们讥笑的把柄，甚至被说成政治投机的手段。而此时，毕振远也恢复了先前的老样子，对白启娴的健康状况漠不关心，对她的调动也无所表示，晚上依然无忧无虑地到外村赌钱，依旧动不动发火、骂人。
　　就在白启娴苦闷、绝望、无计可施时，命运向她绽开了笑脸：父亲即将退休，按规定可以安排一个子女接班。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立刻给父亲写信，请求父亲谅解她的过去，缓办退休手续，她准备离婚，然后接父亲的班，调往天津。
　　然而，半个月后，白启娴却意外地收到在北京郊区工作的妹妹的来信。妹妹告诉她，她已将父亲的户口迁入北京，手续已经办妥。信不长，名曰商量，实际上是通知。
　　完了，一切全完了！惟一的出路被妹妹堵死了。她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当即给妹妹写了一封长信，但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她果断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推开妹妹家的房门，白启娴愣住了。出现在眼前的是面无表情的父亲和面无表情的妹妹。亲人的冷漠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压抑多日的冲动被亲人冰冷的感情封闭了。在晚上召开的家庭会议上，白启娴终于说出了自己准备离婚的想法。
　　“这事，怎么拖得这么久？”父亲泪流满面，喉头哽咽，“咱们家祖祖辈辈在北京，把你撂得那么远，能放心吗？早知如此，悔不该当初让你去河北。这一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我是见不到了！”
　　为这话，白启娴确实动了感情，“爸爸，你放心吧，我会回来的！”
　　父亲摇摇手，微微地合上了眼睛。这个欲言又止的动作，把父亲那失望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突然他脸色灰暗，心慌意乱，20多年潜伏的高血压突然复发，全家顿时乱成一团。
　　在这种情况下，返城之事不好再提，白启娴只好抱着一线希望返回沧州。然而，她到家的当天便接到“父亲病危”的加急电报。当她连夜返回北京时，父亲已经躺在了另一个世界。
　　白启娴扑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从那一刻起，她知道自己这辈子注定离不开沧州了。
　　白启娴几乎疯癫了。父亲走了，丈夫反目了，妹妹疏远了，她像堕入了冰窖，感到整个世界都是冰冷的。短短几天时间，她明显苍老了，双眸呆滞，脚步迟缓，头发抽出了白丝。

　　回家后的第四天，白启娴上班时偶然发现《中国青年报》上登载了一篇关于《先进人物难当》的讨论文章，一下子触动了她早已麻木的神经。一种渴求帮助的冲动，使她提笔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封长信，将自己的迷惘、委屈、痛苦一古脑儿地倾泻出来。这是七年多来她第二次给报刊写信，她对这封信有无回音并没抱什么希望。然而，团中央信访处很快来了人，他们和白启娴谈了很多，有安慰，有鼓励，有批评，有劝说，其中切中她命运要害的话，令白启娴刻骨铭心。
　　“各级领导对你都有个正确评价，认为你是个好同志！你不要带着先进的紧箍咒。记住，咱们都是人不是神，所以你不要有包袱。你的诸多矛盾，主要是同毕振远的矛盾。如果实在感情不合，难以维持，可以离婚……”
　　这几句别人看来普普通通的话，对白启娴来说，无异于得到了特赦令，父亲用死换来的不就是这几句话吗？于是，她果断地做出决定：离婚！
　　当白启娴将这个决定告诉毕振远的时候，毕振远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什么都没说便跟她走进了法院。
　　“孩子怎么判决？”法院的人问。“我要老三！”毕振远脱口而出。白启娴一下子愣了，她做梦也没想到他居然会提出这个苛刻的条件。毕振远知道白启娴最疼老三，老三还小，还尿床哩，白启娴怎么能让这么小的孩子跟他。
　　白启娴开始讨价还价，但毕振远铁嘴钢牙，无任何商量余地。白启娴屈服了，主动撤回了离婚起诉。这时她才明白，她这一生怕是无法冲破束缚自己的罗网了。
　　“老白闹离婚了！”“白启娴进城了，要和毕振远离婚了！”“太没良心了！”一时间，学校、社会舆论四起。白启娴茫然了：连团中央的同志都说可以离婚，为什么周围熟悉的人就不能体谅自己呢？何况自己这婚并未离成。

　　为了摆脱舆论的压力，也为了生活上有个帮手，孤独无助的白启娴决定将毕振远接回沧州。于是，她找到校领导，要求调毕振远来学校做临时工，可很长时间校方没有答复。她再次找到领导，领导说：“有人说你就是嫁给农民才成先进的，若把农民调进城市，就失去了典型意义……”此话令白启娴气愤至极。尽管她曾经是先进人物，可那些人未必不是用轻蔑的目光看她的，今天倒以此做挡箭牌，令她有口难辩。
　　正当白启娴为毕振远的事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喜讯降临了。1982年11月9日下午，白启娴开完校务会，急匆匆往外走时，办公室杨主任将她叫住：“校领导研究过，同意将毕振远从农村调到学校当临时工……”
　　这消息令白启娴又惊又喜，世上到底还是好人多！校领导到底还是关心她的。她立刻去办公室给丈夫打电话，但相国庄大队太偏远，电话一时接不通。她想，还是写信吧。回家后，她将这喜讯告诉了孩子们。晚饭后，她关起门开始写信……这信怎么写呢？写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忏悔？和解？维持？……怎么维持呢？
　　她索性推开信纸，上床睡觉。这一晚她睡得很香很沉……
　　1982年11月10日上午，毕振远在相国庄大队接到从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打来的电话，一个令他振聋发聩的噩耗从天而降：白启娴不幸煤气中毒身亡！
　　这一年，白启娴虚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