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树有两棵，在庙桥河北面桐乡第三中学的操场上。

　　过大有桥，折东，入北，有一条蜡烛街，靠东边，即是三中的传达室，走进去，豁然开朗。平整的场地上，其中的一棵，赫赫威仪，俨然在焉。另一棵，隐蔽在东北边的一隅，与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相伴，像一个亘古千年的东方隐士。

　　操场正中的那一棵，一无依傍，枝繁叶茂，嫩亮滴翠。根部的枝条，略微倾斜向下，远远地望过去，像一扇横亘在天地之间的翡翠大门——是的，正是这扇植物的大门开启了濮院的历史。

　　这两棵银杏树，夏辛铭的《濮院志》记载分明：“香海寺银杏，一在千佛阁前，一在西园，轮囷（古代一种圆形谷仓）离奇，皆濮凤手植。今寺宇尽毁，而银杏苍然如故。”前半段引述沈东瑜先生旧说，后半段自书，这位对故地濮院情热的夏颂椒先生，对两棵历经八百年岁月依旧苍然的古树，如此有感情，考之志书，少见。

　　两棵银杏树相距不远，默然相守。我终于有机会，依照我的一位朋友的计量方法，从西首那一棵开始，直行，依平日的步子，步行到东首一棵，得步九十八。据考，西首一棵所在就是西园，东首一株，疑在千佛阁前。东株更雄奇高伟，一个青砖黑瓦的年代里，这棵大树几乎就是古镇一颗高高昂起的头颅，守护着濮院古镇，它似乎知道，它就是它的骄傲。

　　围绕着两棵古树，都修筑有水泥的环形保护圈，刻碑提醒着世人。建炎三年（1129）濮凤卜居此地算起，树龄八百八十一年。

　　时值午后，太阳火辣辣的。我久久地坐在银杏树下，享受着古树巨大的浓阴，以及安静，默念着濮院的过去与未来。

　　明清以降，濮院一直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市镇，它以生产濮绸闻名，放在一个大的经济格局里考量，现在的濮院羊毛衫市场可以看成当年濮绸市场的一个延续与变种。如果说当年的濮绸或现在的毛衫是濮院丽质天生的肌肤，那么，这两棵耸入云天的银杏树，实在是濮院这个江南五大名镇之一的一双水灵灵的天眼。这双天眼仍旧鲜活，春光满目，打量着世人。环视濮院，这是过去动荡不安、斯文扫地的一个甲子里唯一可以告慰于后世的遗存。

　　古迹走访得多了，就有了比较。坐在西首的银杏树下，我几乎相信起堪舆学的那一套把戏来——这两棵银杏树，聚拢了濮院的地气，让这一块平整如砥的操场成了一个无形的气场，让一个埋迹于故纸堆、旧时光的千年老镇，伸展出这样的两根古老触须，报告着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濮院镇兴盛衰落的历史脉息。

　　濮家旧院今何在

　　濮院镇古称槜李墟，东三十六里到嘉兴，西十八里至桐乡，正处繁忙的三二〇国道线上。

　　历史上的这个地方，地势低洼，隋大业六年（610）开挖江南运河之前，此地“汪然悉为巨浸”。又，运河南来，因水位有落差，只得置堰蓄水。陡门堰以东入北，悬流层级而下。在古代，河流是要设闸启闭便于行船的，闸至杉青闸止，河道开得顺流。江南运河贯通之后，众多细小的支流总算得到疏通、归位，纷纷注入八百里长河的滚滚水流。从此，“槜李一境，始获安润”。镇，宋建炎以前，不过一个草市。镇西，夹岸多栽梧桐。建炎三年（1129），山东曲阜亲贤乡人濮凤（字云翔）来此。古人以为凤凰非梧桐不栖，也是天缘巧合，濮凤因为大名中的这一个“凤”字，于是卜居兹土，成为濮院开镇的第一人。从此，这个小镇与濮姓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濮凤是扈从宋高宗南渡而来的，其身份，乾隆年间的《东畬杂记》说他是宋著作郎兼羽林中郎、驸马都尉，尚德阳公主。此后的濮院志也都是这么介绍的。濮氏谱称，濮凤由贡入仕，撰有《宣仁太后实录》，典赡风华，仪容雅俊，也就是说，此人有文才，仪表又好。皇帝看了很满意，就把德阳公主许配给他了。王梅溪（王十朋）在宋为官，与濮凤有交往，从他写给濮凤的诗句“深忆去年湖上杯”看，他很可能还来过濮院（当时地名“幽湖”，镇南也确有此湖）吃过酒，其诗《次韵濮十太尉赏梅》有“玉叶金枝”之句可证其人丰神。不过，后世学者对濮凤“驸马都尉”的身份，是否定的，那是家谱的编造，因为“驸马都尉宋代为尚主之官，但北宋诸帝之女无一人下嫁濮姓的，且宋高宗无女，孝、光二帝之女皆年幼夭卒，史有明文”（见附录），这个，暂且不表。单说濮凤与他的六个儿子：濮梧、濮桐、濮樘、濮棣、濮梓、濮榛，均在南宋为官。南宋定都临安（即杭州），嘉禾一带，就成为京畿要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大量地购置田产，修筑宅院，给一个尚不出名的草市带来北方先进的士绅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濮凤可说“濮院之祖”。

　　但濮院的得名，是濮凤的后代濮一之（字斗南，濮樘五世孙）的功劳。此人考取进士，封太仆卿，嘉定中，又助宋理宗赵昀登大位被提升为吏部侍郎，很得皇帝的隆宠。庆元中，濮斗南谢政归里，为表他的功勋，理宗下诏赐濮氏的宅第为“濮院”，草市始有濮院之名。话说回来，最初的濮院这个名称，只是濮家的一座大房子，即一个比较大的院落而已，并非全镇的大名。

　　理宗皇帝还命地方官在玄明观西边造了一座石坊，赐濮氏“铁劵”。皇恩浩荡，濮氏筑“宝劵楼”，庄敬地供奉着这个圣物。据说清顺治年间，铁劵还在。“清初柱石尚存”，这一句是沈东瑜的记录，他说得很是斩钉截铁，有可能他的父辈或者他本人见过宝劵楼的残迹。后来，“铁劵”就不知去向了。有人干脆说，是随收藏它的某一位濮氏后代殉葬了，姑妄听之吧。

　　以上的记载表明，濮家在南宋理宗时代，政治上是显赫一时的。从这个家族此后的发展来看，政坛上的不凡表现，到此为止了。

　　宋元之际，大概是看到了政局的不稳，濮家开始从政坛抽身，转而业商。濮凤八世孙濮振，咸淳中（1266～1274）举乡进士，为承节郎，官两浙东路兵马司副都监、婺州住剳。此人是濮院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濮鑑的父亲，生性好客，广交朋友，朋友多得濮院原有的宅院都住不下了，这样，他就大量地建构宅第。镇就此初具规模。至今，旧志上还记载着濮振的“吉蔼堂”、“百客楼”等馆室名，特别是“百客楼”，可以想见其人好客的程度。一些与濮振有交往的名士，多来依附，这中间，甚至还有从此不愿离开濮院而生根落户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等到濮振的儿子濮鑑主持家业的时候，进一步在商业上苦心经营起来。在政治与商业之间，濮鑑显然偏重于后者。濮鑑的立四大牙行，大量建筑寺观等创举，以及延请有元一代伟大的书法家赵孟頫来濮，那都是濮院的经济和文化史上极其厚重的一章。

　　濮氏家族是一个有远见的家族，他们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一些局限，当然也跟这个家族乱世中的南迁、好不容易在临安京畿之地站稳脚跟及随后的蒙元易代有关。王朝的不可靠，势必要寻找别的出路。而此时江南遍地的蚕桑业，适时进入他们的视野。明清时期，濮院以绸织业盛极一时，那是政治上已经失势的濮家苦心经营的结果。

　　江南的古镇，每到易代之际，必遭毁灭性的破坏。但濮院恰在元末的战乱中独得以保全，这不能不说濮氏的当家人有着清晰的政治头脑。元末，张士诚占领永乐市，濮家权衡利弊，小施手腕，贷粮十万斛给张的女婿潘元绍，濮氏的财产以及这个仍在繁盛之中的小镇因此未遭战火焚毁。濮院躲过了这一场大劫，也径直开出了明清两代绸织业的繁盛。

　　搁置在大历史的背景上，一个家族是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的。明洪武二年，嘉兴甪里街有一位姓汤的富户嫁女到濮家，那一天，洪武皇帝朱元璋微服私访经此，一路上，朱看到那么多的嫁妆，大为惊骇。他悄悄地跟随着来到濮院，终于见到了“备防富盛”的濮家。洪武皇帝是穷和尚出身，眼下他贵为皇帝，骨子里却是仇富的主儿。回到京城，立即降旨，着濮氏分迁各地。这一招，端的狠毒，这也是皇帝老儿惯用的手法。当年，他出兵讨伐张士诚的檄文里，威吓老百姓使的就是这一招，“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老家伙动不动以“迁徙宗族”威逼，其来有自。《濮川志略》记载有这一次悲惨的迁徙，那是濮氏所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给濮氏另一次毁灭一击的是建文三年（1401），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受株连者八百七十三人。濮氏的姻亲、新塍杨任是方孝孺的同党，濮氏发落去云南，几乎是命定的。宁海方孝孺，宋濂的学生。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明初大学士，浦江人，曾读书濮院之梅泾。从宋濂作有《濮川八景诗》来看，这不是一个民间的传说，而是确有其事的。方孝孺是怎么来濮院的，未详，但方没有发迹的时候，来过濮院，那是一定的，方孝孺有《泊舟幽湖》诗：

　　十载飘零一梦中，桃花依旧艳东风。

　　濮家旧院今何在？到处机杼说女红。 方孝孺的诗，有身世飘零、昨是今非之感，是留给濮院的诗歌中比较有名的一首。濮家旧院今何在？熟料竟成诗谶。这一次，朱棣大开杀戒，濮氏难逃此劫。濮彦仁仲温籍戍云南，两个小妾庞氏和唐氏，上吊自杀。有一位宋安王妃白氏，来濮避难，匿藏其家，终老于此，葬翔云观后，后世称“白妃坟”。我原先并不相信这些类似传说的历史纠葛，读到崇德贝琼《过梧桐泾时官籍濮彦仁宅妾庞氏唐氏自经感而赋之》，才相信是真的，贝诗如下：“天寒水清石齿齿，杏叶初黄豆花紫。舞榭歌台不见人，头白鸟飞月明里。当时豪侠轻王侯，一荣一枯八十秋。绿珠已解死金谷，草露作泪无停留。”诗写得很有感情，当是贝清江晚年所作。贝琼与仲温同为杨铁崖弟子，他虽比仲温小，但年轻时必定相熟，他的记录是可信的。

　　这一场劫难给濮氏一脉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其严重的程度从下面这个故事可以推想。

　　濮氏家族中有一位寡居三十年、勤事耕织的妇女濮九娘，积资盈万，受此案牵连，也得迁居别地，濮九娘以翁姑夫婿墓庐所在，不忍离家，即把万贯家产分给贫穷人家，自己茹素礼佛筑桥（即濮九娘桥，朱彝尊有诗“舟移濮九娘桥宿，夜半鸣梭搅客眠”），这才幸免于难。朝廷之恩寡薄到连一个老年寡妇都不放过，可想而知这场灾难的毁灭性程度。

　　濮氏经此大难，明初以来，家族中再也没有了鲜明突出的人物出现。不过，濮家奠定的绸织业的基本，却乘势勃兴，这大约也是时势所然。乾隆时，濮院俨然大城市，“茶肆酒楼，不啻百计”，街面之繁荣，为他镇所不及。民国以后，逐渐衰落，这也是时势所必然。

　　盛衰有时，让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位丰神俊朗的濮凤之开镇伊始，“濮氏在宋有八宅二十六庄，八宅者，一曰旧宅，在西寺后……一曰大宅，在洗碗池上；一曰正宅，即寺观故址，后有濮元帅花园，山沼亭台，备具荷池数十亩……一曰市上宅，在市中，四面皆永乐市房，舍内有松月寮，僻地幽静，不知在市喧中也；一曰南新宅……一曰南河宅；一曰大墙宅，在陆家桥西……一曰西街，宅在定泉桥左，吉蔼堂、知止堂、百客楼、桐香室俱在其内。此乐闲公晚年所构，后有丛桂园至二十六庄，旧图散布四郊，今唯镇东有庄泾之名，余皆不可考矣。”宋元明清以降，濮氏有多少的豪宅别业，九百年后，连一块青砖半片碎瓦都不复见到了。站在今桐乡三中、当年的福善寺（香海寺）故址，手扶着八百八十一年前濮凤手植的银杏树，恍惚之间，眼前的这一棵与百步之遥的那一棵大树，它们像两个巨大的感叹号，又像两个耸入云天的特大问号：

　　濮家旧院今何在？

　　附录：　　

　　关于濮凤“驸马都尉”的身份，笔者曾读到陈振《宋代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一文，陈文认定是后世修谱时的伪造。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讲不明白，引文又过长，特附录于此：

　　“宋代官制的混乱情况，也使得后代的一些人，由于对宋代官制一知半解，当编造其祖先在宋代的历史时，不时地露出马脚，使我们易于鉴别真伪，如郑昌淦教授在《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中称：‘在我所搜集到的史料中，记载比较具体而详的，有南宋初至元末浙江嘉兴濮家大庄园。’其史料出自清人胡琢的《濮镇纪闻》，而该书所根据的是《濮氏谱略》和《濮氏家乘》，从《濮镇纪闻》所载濮氏祖先在宋代的情况来看，这些濮氏家谱、族谱，正是那些随意编造自己宋代祖先业迹的实例。郑昌淦教授据以说明的，濮姓人家在南宋‘有为驸马都尉，并任少宰（尚书右仆射）各官’，就为我们运用官制，辨别《濮镇纪闻》中所述南宋史料的真伪，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所谓‘驸马都尉’，就是那位扈从宋高宗南渡的濮凤，而驸马都尉宋代为尚主之官，但北宋诸帝之女无一人下嫁濮姓的，且宋高宗无女，孝、光二帝之女皆年幼夭卒，史有明文，濮凤从何可得为‘驸马都尉’呢？又如‘少宰’，是出现在北宋末十一二年间的官名，未几改称右仆射，南宋孝宗时再改为右丞相，直至宋亡。南宋一代既无此官名，濮姓人又如何能任少宰（此处‘少宰’实际是‘吏部侍郎’的别称）呢？如果说这里的少宰，即是指右丞相，如郑昌淦教授在括号注的那样，那么，整个南宋一代也根本没有任何姓濮的右丞相，也是史有明文的。当濮氏子孙为他们的祖先编造那‘累世膴仕（高官厚禄）’的历史而信口开河时，却正好因他们对宋代官制不甚了了而暴露其编造的痕迹，这大概是濮氏子孙当初编造其宋代祖先历史时始料所未及的吧！”

　　——见陈振《宋代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一文，收入陈振《宋代社会政治论稿》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永乐溯源

　　濮院市镇扩容以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般的中巴车就在杭申公路（即现在的320国道）上一停靠，告诉你：濮院到了。第一次到濮院，我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于是，将信将疑地下车，沿着一条繁华的衣裳街入北。我要去的是桐乡的第三中学，在濮院的北面。人家告诉我，三中在有两棵银杏树的地方，很好寻的。

　　那老街真长。牛皮鞋的高后跟好像还是木头制作的，打在石头的街面上，的笃的笃的。街名永乐，我不知道濮院与这个“永乐”的街名有什么关系，反正，那个年代，街名与人名，一律地带有毛时代的语汇特色，比如，建国路、振新路、解放路之类，而眼前的永乐路，文绉绉的，心下狐疑，但也没有特别地去加以注意。

　　我细细考辨“永乐”这个老地名的时候，整整二十年过去了。过去的那些日子，濮院日新月异，声名远播，成了全国著名的羊毛衫市场。永乐路为北横街所阻，与北横街构成一个巨大的“丁”字。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两星期之前，我去濮院，重走了这一条老路，发觉水泥的街面较之以前平坦一些外，倒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不过，仔细观察，永乐路旁边还是多出了几家以“永乐”命名的小宾馆和超市。濮院人对“永乐”这个称呼，看起来很有感情的。但是，我呢，对“永乐”的感情，却完全建立在一本本竖版且未加标点的线装书里。

　　濮院的历史上，濮鑑（字明之）实在是一位关键性的伟大人物。他生活在宋元易代之际，看透了政治的黑暗，无心仕进，于是开始了经商。他发了大财，却轻财重义，聚而能散。濮院的寺院，如仁寿寺、福善寺、永福寺、报恩寺、普济寺；道观如玄明观及永安、东岳两祠，都是濮鑑创制的。此人性情明达，“处己以谦，待士以礼”（赵孟頫的评语），在濮院有很高的道德威望。邻里有纷争，他常以理劝和。他还是那个年代的一名大慈善家。大德十一年，浙西发大水，他开仓发米三千石赈灾。他周恤孤寡，办义学，修桥梁，凿井渠，给路毙者、贫死者提供棺木……更为难得的是，史载他的乐于为善，完全出乎他的天性。可惜濮鑑五十一岁就去世了。他的墓志铭，是他的挚友、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撰写。

　　元至大（1308—1311）年间，濮鑑“构居开街，立四大牙行，召民贸易，居民咸聚而依之，以贸迁成市，收购各机户所产丝绸，招来远商近贾”。这就是濮院丝绸市场的雏形。这个市场，中间是濮氏的居宅，四周都是贸易之所。濮鑑为了商人交易的方便，还捐金置舍，类似于现在羊毛衫市场的那些交易大厅吧，当然没有眼前这般的高大轩敞，濮鑑也不会收取巨额的租金。这位濮氏一族承前启后的人物，实实在在地是为了方便出门在外的客商。从此，远方的商贾，来来往往，再无羁泊之苦了，买方与卖方，大家都高兴，和气生财啊，就将“永乐”这个名字叫开了。永乐立市，濮院的商业经济由此发萌，绵延七百年，终于蔚为大观。我一向觉得，濮院现在的羊毛衫市场如此发达，与此是有关联的。当然，濮家从此开始，从一个纯然政治的家族慢慢地转向一个政治与商业并举的家族，奠定了濮院明清时期作为江南五大镇之一的底气，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商业遗产。

　　根据历史学家樊树志的考证（他对比了至元《嘉禾志》记载的永乐市与万历《秀水县志》记载的濮院镇，发现了端倪），濮院的名称其实久已有之，不过范围很小，只是濮氏宅第的名称，而不是这个江南小镇的名称，明初之前，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聚落，一直称“永乐市”。也就是说，永乐市，作为市场聚落的濮院最初的一个曾用名，是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永乐市与槜李墟、御儿、幽湖、梅泾、濮川等濮院众多的名称一样，都是濮院的前世。

　　永乐立市以后，市业日盛，很快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永乐市的范围，根据《濮氏家乘》：东临大街，西边到义路街，南北两横街之间。有意思的是，经过了七百年的沧海桑田，这些老地名，居然大多保存了下来。为此，我们很容易能够确定它大致的范围。

　　历代的镇志上，也一直有“永乐里”（在北横街东口，通庙桥下，旧为永乐市河，后废为弄。据夏辛铭《濮院志》）、“永乐市”（在百丈河上，即今大街市，有永乐桥，在严家汇西北，今民房天井尚有桥栏莲花石柱存焉。见沈廷瑞《东畬杂记》）、“永乐弄”的记载。濮院的发达源于此，它理所当然是濮院的一个历史遗迹，一个物质文化的历史符号。

　　寺观——以香海寺、翔云观为例 

　　濮院的寺、观、庙、堂、院、庵，最早建于宋代，大多建于元明清三代，多数为濮家所创制。根据新编《濮院镇志》列表记载，历代可以稽考的计有八十五座之多，其中镇域内就有四十四座。对于一个小小的江南古镇来说，那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由此可知，咸丰十年（1860）以前的濮院，俨然一个梵呗声声的佛国。其中，最主要的当推香海寺与翔云观。

　　香海寺，本名福善寺，元濮鑑舍宅建寺基二十八亩，根据明代杨述《重修福善寺碑记》，相传寺左右有两庵，一崇福庵，东溟浩上人居之，一积善庵，月庭生上人居之，两位上人都是智性融通、识趣超卓的人物，也都为濮鑑所敬重。寺成之日，濮鑑延之上座，力促两庵合二为一，命名为“福善寺”。明永乐癸巳（1413）僧原体重修，丁酉（1417）建天王殿，庚子（1420）建大悲殿。正统己未（1439）成千佛阁，隆万间僧文渊重建。清康熙三年（1664）增建大悲阁，十七年（1678）僧鹤峰重修正殿，六十一年（1722）敕赐香海寺额。临水为头山门、香花桥，右为韦天殿，过桥为二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当年的右梁上，标明了濮鑑一力盖造佛殿时间的文字：“至大二年岁次乙酉良月辛未吉辰建造。”至大二年，即公元1309年。

　　旧传香海寺的铜钟重一千三百斤，明宣德丙午铸，钟铸成的那一天，因为太重了，谁也没有办法悬挂到高达四寻的钟楼上，正当工匠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老者，工匠依照他的方法，才将大钟挂了上去。铜钟悬挂完毕，老者告知他们，这一昼夜里，万万不能敲钟，但和尚们心急，急于试音，“咣”的一声，铜钟的声音传开了，此时，老者正好步行至陡门桥，听到钟声，就不再往前走了，说：“钟声到此为止了。”果然，运河南岸能听到寺钟的声音，北岸就听不到了。香海寺的铜钟，自从悬挂上去的那一天开始，它的声音，成了方圆二十里内居民的作息时间，直到它灰飞烟灭的那一刻。

　　香海寺毁于咸丰十年（1860）的七月和十月，濮院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及地方团练交战的战场。战争使古寺全毁，原本祈福积德的香火之地，一变而成为杀场。沈梓的《避寇日记》写到咸丰十年的二月廿八日，“……早饭后，团练局及乡人缉获贼匪四名，其一在居家湾剃头，落去竹牌一张，乡人噪而逐之，贼以一小青布包投市肆屋上。寻擒拿余二名，皆于市肆拿获，搜其身皆匿放火具，琐碎似饭球，着木则火发。其一系本镇乞丐，受贼番饼二枚，为乡导者，遂并杀于香海寺天王殿丹墀中。是地遂为杀场。”救人与杀人，不过一转眼之间，且同为兹土。

　　翔云观，本名玄明观，元濮鑑分宅之左偏建造，基凡九亩三分，初止山门及真武殿。元统乙亥（1335），鑑子允中（即濮乐闲）又建三清阁，高数丈，可眺远，覆盖皆五色琉璃瓦。观后有翔云石。杨维祯匾其山门曰“翔云胜景”。明景泰万历崇祯间屡修葺，清康熙二十九年程士枢修三清阁，其三清宝阁、三元宝殿两额仍董文敏（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书，清避高宗讳，遂改称翔云观。此后，屡有修葺。

　　明清两代，濮院的庙会，是在翔云观为首发地的，如佑圣会，第一日，必在翔云观。即使在长毛扰镇的前夕，观里的香火也一反寻常地旺盛：

　　“（咸丰十年二月）初五日……是日东岳大帝抬至翔云观圣帝殿，有庙役金聋子者，执香稽首，颡皆起青紫块。次日关帝亦抬至翔云观，香火甚盛。”（《避寇日记》卷一）

　　翔云观毁于咸丰十年，但清末经过几次修复后的道观，竟奇迹般保存下来，成为人民公社的粮库。“文革”中，翔云观的正殿、轩辕、神农、城隍各殿、太乙古井、炼丹台、倒垂的古柏等翔云观旧物，全遭毁坏，只剩山门一座，单薄地矗立在庙桥河北面。观前比较有特色的一对花岗石狮子被安置在人民公园门口，城隍殿大门两旁的一对竹叶石门当，在今桐乡三中校园。

　　香海寺与翔云观，均始建于元代，且都为濮鑑（明之）所建。我一直觉得，这位年纪只活了五十一岁，为人豪爽、喜欢连日乐饮的明之公，是濮院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赵孟頫《濮提举墓志铭》）写到“（濮鑑）创佛寺曰仁寿曰福善曰永福曰报恩曰普济；创道观曰元明。”如果没有濮家，当然就没有濮院，这个或仍叫“槜李墟”或仍叫“幽湖”的小镇，元明清三代，就不可能达到那样繁华的程度。而如果没有濮鑑，濮院的文化厚度就要大打折扣。要知道，这些寺观，凡为濮氏所建，书额题梁，都出自有元一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手笔，我查了一下濮院的志书，有关赵孟頫墨迹的不完全的统计有：

　　赵文敏墨迹，在香海寺正殿梁上。（见《濮川纪闻》）

　　《南泾道院碑记》，在濮院镇，大德初年，赵孟頫撰，佚文载《寺观》。

　　《福清道院碑记》，延祐七年赵孟頫撰，已佚。

　　《古心禅师塔铭》赵孟頫书并篆额。

　　这是何等的交情，何等的荣幸与荣耀。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吴兴（湖州）人，中国第一流的书法家与画家、文学家。濮氏好客，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濮鑑与子昂当年的交往细节，早已湮没不彰，无可稽考。我曾在美籍华人李铸晋的著作中，看到子昂的父亲赵与訔（1213—1265）曾知嘉兴，且子昂姊嫁崇德张伯淳（1243—1303），则赵孟頫与嘉兴的渊源，原本就是很深的。濮志载子昂与濮鑑交最善，想来不是一句虚语。看得出，子昂对这一位“轻财重义，聚而能散”（赵孟頫《濮提举墓志铭》）的朋友，是很看重的，这从濮鑑在一个夏天饮酒过度，伤发于项，最终不治，子昂后来应濮乐闲之请给濮鑑撰墓志铭一事可以知晓。赵孟頫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少数艺术家之一，身居高位，本不似沉沦下僚的文士，需要靠为别人撰写墓志铭一类过活。且此事，已经在濮鑑去世之后的第八年，再说，仔细揣摩《濮提举墓志铭》的行文，子昂记述濮鑑行状，是有感情的。

　　从濮鑑一方面看，濮氏曾为子昂筑园，让其居住，两人“相与飞觞啸咏其中”。赵孟頫还曾为濮鑑作有一幅《幽湖泛月图》。这里的幽湖，在濮院的东南。《东畬杂记》：“幽湖在濮镇东南，水自北塘运湖来从，永新泾、妙智泾、百花泾、杨家泾、陡门等处分流入镇，皆汇于此，然后南流入于长水，澄泓沆漾，幽不可测，故名。”幽湖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只有到了后来濮氏繁盛之际，才以“濮川”取代之。

　　赵孟頫与濮氏的关系之密切，也可从管夫人在香海寺西壁（一说在两耳房）的粉墙画竹一事窥得。元初，子昂携管夫人（1262—1319）来濮。管道升，字仲姬，与子昂同里，至元二十三年（1286）嫁子昂。管氏以画竹知名，所画之竹劲挺有骨，不似闺秀纤弱之笔。香海寺正殿西壁管夫人的画竹，明清以降，远近称为胜观，嘉禾的诗人、画家包括蒲作英在内均有题咏，几乎成为一个数百年间称颂不衰的艺事佳话。子昂来濮，与夫人同行，除去伉俪情深，从另一个角度，也很可以觉出子昂与濮氏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元代濮院的文学盛会——聚桂文会

　　自元武宗至大（1308—1311）年间，濮鑑开四大“牙行”后数十年，“幽湖”这个旧称，几乎已被“永乐”所取代。越来越繁盛的绸业交易，聚集了市镇相当的人气。

　　这时，濮鑑已殁。濮家的主人濮允中，年纪也大了，也已无意仕进。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乐闲”的晚号，为刚刚新筑的宅院题额“知止室”，种种迹象表明，他要收山了，在江南的这个平静的小镇上，他要好好地享受一下来日无多的晚年了。

　　濮乐闲是濮鑑（字明之）的嫡长子，承袭了父亲明之公一边为官一边经营的家传法宝，年轻时，也跟随时代的不二潮流，取了一个“也先不花”的蒙古名字，至顺元年征为两淮盐场转运司令，永乐市集上，凡认得他的人，于是都尊他“濮司令”。某一年的八月，桂花盛开之夜，濮司令宠爱有加的如夫人佛奴端起酒杯祝寿，濮司令想到身后之事，顿觉人生虚无，忽然潸然泪下。濮氏的这几滴眼泪，却让姿色秀丽的佛奴姑娘提前支付了后半生的幸福。濮乐闲殁，佛奴独居尼寺终其洁白之身。

　　濮乐闲的长子濮彦仁此时已能独当一面。彦仁，字仲温，在离家不算太远的吴兴做了一阵典市官。白天，在集市上与买卖人打交道，晚上，归读诗书。濮彦仁也算一位出生在富贵人家的读书种子。混了一阵之后，发觉做官实在与自己的性情不合，干脆弃职归里，于是濮家父子两人，乐得在故里逍遥自在。

　　当时，东南一带，诗名最盛的当推诸暨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崖先生的大名，仲温时有所闻，但恨不识荆！他在吴兴做小官的时候，就将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寄达杨铁崖，此举既是向前辈请益，也是表白自己的心志，而最重要的，仲温婉转地表白了自己拜师的意向。铁崖先生其时正在云间坐馆，他对这位生于豪富且已经踏进官场仍不忘学问的后生发生了兴趣。正巧，铁崖的朋友，崇福的西溪先生鲍恂（字仲孚）与濮仲温相熟，于是，仲温请西溪先生代为致意，并郑重邀其来幽湖盘桓数日。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春天，杨柳吐翠，上年南迁的燕子又开始陆续飞回幽湖。大地即将转暖。五十五岁的杨铁崖先生自云间适嘉禾，他与嘉禾那位喜古文且尊崇文士的凌太守有旧，盘桓了几日，转道幽湖，授业濮舍。在幽湖，他还要参加濮乐闲发起的一个盛大的诗文聚会。而此时，嘉禾那位好古文的凌太守、铁崖的老相识江浙儒学副提举李祁（字一初）、老友鲍恂、铁崖弟子贝清江的岳丈葛藏之等也早早地来到了幽湖。

　　杨铁崖的到来，对于濮院来说，当然是一件文化的盛事。濮家的主人、退隐在家的濮乐闲，能够结识名满天下的杨铁崖，当然深感荣幸。当晚，濮乐闲在他的知止堂上大摆宴席，为铁崖先生洗尘接风。席间，一桌人谈诗论文，宾主尽欢而散。撤宴后，仲温执弟子礼，侍候杨铁崖先生进住濮家位于定泉桥左的桐香室。这桐香室，原是濮乐闲的读书处，室正南挂着濮乐闲自题的室铭：“研经暇即课子，扫榻倦亦留宾。莫叹秋风萧萧，穿林片月如银。” 仲温好古嗜学，弃职还家后又增筑精舍。铁崖先生就此住了下来。从这一天开始，仲温与崇福贝清江一样，正式成为杨铁崖的弟子。铁崖坐馆濮宅桐香室，教授仲温《春秋》，并相与校雠经籍，商论文墨。师徒之间，交谈甚契。而此时，东南一带的文人，正往嘉兴府城西边三十六地的小镇幽湖赶来——濮氏父子操办的聚桂文会，隆重地拉开了序幕。

　　因有了“铁雅诗派”领袖杨维祯的号召力，七百年前的这个春天，必将在濮院以至嘉兴的文化史上写上崇隆的一笔。东南一带有文名的读书人五百余人，带着写好的诗文，摩肩接踵，来濮乐闲的家塾，请铁崖先生裁评。铁崖先生谦虚地邀请李一初提举与他一道主持评裁。而这位掌管江浙教育的一初先生，对铁崖的诗文，那是绝对钦佩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褒扬过了，他退让一番，主动地作了铁崖先生的副手。夜深的时候，濮氏家塾的一隅，灯火通明，铁崖先生提笔批示，自第一名吴毅以下，一连取了三十人，手腕酸痛了，渥一口茶，漱漱口，见乐闲先生立于一旁，抱拳寒暄道：“濮君，秀在宋为文物之邦啊！至今士多兴于学，身处汹汹集市，亦不乏鸿生硕彦啊！”这壁厢，贝琼的那位岳丈葛藏之与鲍仲孚先生，为了某位士人文卷的高下，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不过，两人看到铁崖先生的批阅，也是一致地点头赞佩。

　　诗文编定付梓的那天，乐闲先生又来铁崖先生居室叙谈，看来，这篇《聚桂文会》的序言，铁崖先生是推辞不了的。那就多说几句好话吧，人家的银子也确实靡费不少啊。铁崖先生略一思索，文思泉涌：“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掷笔，案头的那一盅上品龙井兀自冒着丝丝的热气，铁崖先生端起，慢慢移至嘴边，一饮而尽。

　　文会以后，铁崖先生与嘉禾的文章因缘未断，与濮仲温也保持了相当的联系。三年后的至正十三年（1353）七月，铁崖先生再一次来嘉兴，六日，应老友潜居徐公请，撰文记嘉兴惠安寺之重修。七日，应弟子濮仲温的要求撰写了一篇斋记，即《松月寮记》（《濮川所闻记》有录，此文显示了他与濮氏的密切关系）。此时，濮仲温两次被举荐乡试两次不赴，又遭遇“丁时变”（作者未详此变故），心灰意懒，于是遁入空门。在永乐市中（据《濮川所闻记》）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筑别墅“松月寮”，周围种了几十棵松树，濮仲温本人角巾道服，自号松月道人，每于松风明月下，弹弹琴，作作诗，读读道经。某日种蔬，归而有作：

　　小筑茅庐一径开，云林深处少尘埃。

　　家园百亩躬耕罢，五柳门前次第栽。

　　闲居幽湖的濮彦存仲温大有五柳先生的味道，这样的生活，必定也是杨铁崖所欣赏的。也是他乐作《松月寮记》的原因。

　　濮乐闲濮仲温父子出资，借着杨铁崖的名头在元季濮院召开的聚桂文会，实是后世借名头的文会的滥觞，这样的文会，我相信，依照铁崖先生的文学素养，未必入得他的眼睛。不过，吃人家的嘴就软，他也不必揭穿这个小小的把戏吧，至于濮氏，反正有的是钱财，靡费一些也无妨，况且，这与会的五百人，分散各地，着实为濮院做了义务宣传员，而最最重要的，此后的地方志，哪一本又少得了这么精彩的一笔，乐闲先生的这一笔生意，应该是他最得意的。这场文学的盛会，后世果然屡有提及，清初的大诗人朱彝尊就不止一次谈到，“当元之季……濮仲温父子居濮市，丰于资，集一时名士为‘聚桂文会’……”（见朱彝尊《徐一夔传》），这里，“丰于资”，也大抵可以觉出竹垞的褒贬。而最能够鲜明地反映朱彝尊对濮氏的态度的，是《静志居诗话》中的《怀阅（字用和，嘉兴人，以纳粟仕）》篇：“则知当日以纳粟入官，盖富而好事者，濮乐闲之流也。”对于濮乐闲“之流”的附弄风雅，以竹垞的大才，哪里瞧得上啊！
　　小地方文人的诗，实在不大可能有多少出挑的，铁崖先生的“自吴毅以下，文皆传世”这一句为历代濮志津津乐道的评语，不过是一句客套话。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十六日，李日华君实先生谈及元季至明成化年间的一部嘉禾诗选《槜李英华》，认为“凡九十三人，无一秀句”，可以想见君实先生的失望。这中间提到当时也算著名的贝琼、鲍恂、姚绶等人。三子尚且不入君实先生的法眼，遑论他人。杨铁崖论诗的眼光，更在君实先生之上，于此不难窥测铁崖先生的两难之心。

　　问题是，诗文越差，不自重的附弄风雅者就越多。聚桂文会后又十二年的至正二十二年壬寅（1362），杨铁崖应弟子贝琼所请，为萧山令尹本中作《吴越两山亭志》并择取与此有关的诗词。他这回是拿了官方的好处费的，照例不必过于认真。一天深夜，杨在嘉禾，提笔选诗，书稿即将选好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子夜，夜阑人静，忽然，响起不大的敲门声，似断还连，敲得实在不够坚定，但，清晰可闻。铁崖先生好生奇怪，开了门，蓦地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是嘉禾写写诗歌、附弄风雅的一帮半拉子文人，人人手执金缯（钱币和高级丝织品），乞求杨铁崖留选自己的诗歌入集。铁崖先生又好气又好笑，对着一干人道：“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时以情借，若诗文，则心欲借眼，眼不从心，未尝敢欺当世之士。”于是当场批选了鲍恂、张翼、顾文晔、金炯等，被选者竟无一人在。这帮丢人现眼的家伙全傻了眼，有的恳请铁崖先生放宽尺度让其入选，也有的干脆跪在地上不肯起来了。这一回，铁崖先生忍不住发了牛脾气，詈骂道：“看看你们的诗歌，快快重新投胎去吧，真是风雅扫地了！”挥手将这一帮看着触气的家伙赶出门外，关了大门，吹灭蜡烛，睡觉。

　　这样的情节，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确是事实，记录在《乐郊私语》一书中。作者姚桐寿与铁崖先生大概有一些交往吧，也且为姚所亲见。这一段本事，有时混记在铁崖先生批选“聚桂文会”所结集的一部书里，我今从《杨维祯年谱》（孙小力）一书改。

　　乾隆以来濮院的丹青世家

　　无论从政治、商业、文化的角度，濮家都是濮院无可置疑的第一家族。但，单就绘事而言，清乾隆以降，延及近代，濮院出现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丹青世家，如董棨、董燿、董念棻祖孙三代著名的董氏家族；潘振镛（雅声）、潘振节兄弟为代表的潘氏五代家族；仲光勋与其族弟仲光煦为代表的仲氏家族。

　　董氏明末自海宁迁居濮院，世居横屋街。董棨之父董涵，能诗善画。董棨，字汉符，取濮乐闲之号以自号，又号石农、梅泾老农、泾上老农等。棨承父风，行修学博，为石门大画家方兰士入室弟子，得方薰指授，功力日进。此人除了翰墨自娱，也没有其他的嗜好。据他的弟子汪曰桢的记述，董棨即使在朋友的酒席上，也是抬起手臂，运起腕力，旁若无人地凭空书写。这画画，实在已经成了他平生的习惯。董棨为人耿直，不惧权贵，曾谢绝假权贵之名，以重金请绘者。由于他的名声，一生所得润资巨万，但大半济人，本人自奉节俭，这在艺术家中的确很不容易。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画中，常隐喻讽世讥俗的劝解。棨子燿，字枯匏，号小农，从小就有异秉，读书过目成诵。他刻有一方“陶诗欧字倪黄画”的闲章，颇示己志。他善山水，有元人苍茫之气。董燿从弟董煜，号石亭，也是画家，用笔娟秀，善花卉，工山水。董燿子董念棻，原名维城，号味青，一号小匏。通经史金石之学，工骈文，画工花卉翎毛，尤善画梅，有董梅花之称。董念棻的儿子敏藻也善花鸟，可惜早卒。董家两百余年的丹青世家，实不多见。家族的藏画，董氏后裔一九四九年后捐赠给了嘉兴图书馆。

　　以仕女画著称的潘振镛幼时家贫，但十分喜爱绘画，常常拿起扫帚在墙上画古装仕女、关帝像，因此为当时寓居濮院的钱塘画家戴以恒所注意，不久，戴收其为徒。潘振镛，字承伯，号雅声，居于栖凤桥堍。其仕女画影响极大。潘氏五代书画传家，也是濮院赫赫有名的一个丹青世家。

　　仲光勋（1883—1930），字小某、小梅，号栀兰外史、绮石室主，是潘雅声的弟子，尽管他只活了四十八岁，却是近代濮院最有名的画家。仲氏也是濮院有书画渊源的望族，祖辈仲秋萍、仲云乔，父亲仲书梅，都有画名。不过，家族到了仲小某手上，已经败落，仲氏不得不去濮院附近的新塍许记磁石店学业，空闲的时候不忘祖传的家业——画画。正好，店主许纪楼，亦喜书画，时嘉兴仕女画名家潘雅声与许过从甚密，常去新塍盘桓，小某终于为潘雅声所发觉，于是潘收他为弟子。仲小某不惑以后，所作花卉，更在乃师之上。他在苏沪杭一带很有声誉，三个城市的各大笺扇庄曾代为收件。他也好提携后进，仲光煦、岳石尘等，均是他的弟子。

　　仲光煦为仲光勋的族弟，此人除了善画，还有一样本领，就是能够制作濮院的传统灯彩——剔墨纱灯。一九四九年后，桐乡重新试制剔墨纱灯，正是请他负责制作的。

　　关于剔墨纱灯这门绝技，在此多费一笔。沈涛（苇汀）《幽湖百咏》第八首有咏：“则庵花鸟文光画，奇绝人间剔墨灯。”则庵，沈则庵，名宗南，德清人，流寓濮镇。他的祖父沈铨（号南屏）工花鸟，曾寓濮川，则庵世其业，他从以剔纱擅绝一时的吴江吴鸣甫那里学到绝艺，在寓居濮院的二十年里，悉心揣摩，最后，他在纱布上用灯草灰作剔墨之画，以纱绷灯，照以火光，纱隐隐如无，但纱上的花鸟浮动如生。正好，海盐黄文光亦寓镇，尽得则庵画法。再后来，是这位仲光煦先生尽得沈氏的真传了。因为代有传人，原先的濮院镇上，剔墨纱灯也就独多。这也是镇上颇可赏玩的一绝。这似乎是濮院绵延数百年的绘画艺术附带出来的一门传统工艺美术，不知眼下是否另有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