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民：1926年10月生，原名濮思洵，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是中国话剧界元老级艺术家。主演《蔡文姬》、《雷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胆剑篇》等话剧。 

    濮存昕：苏民之子，1953年生，1986年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主演《李白》、《哈姆雷特》等话剧，现任人艺副院长。

    57年前，苏民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很快，他们都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30年前，改革开放启发对“人”的关注，北京人艺也在试验，开创小剧场话剧先河，濮存昕继承父业回归人艺，父子二人在炫目的舞台灯光下聚首。 

    2007年，话剧百年，在电影、电视夹击下，道路凸现坎坷，大学生戏剧节等一系列青年戏剧活动让热爱话剧的濮氏父子看到希望。

    建剧团演进步话剧

    1942年夏天，北平男三中一个学生从家里拿出两块大五幅布，加上一批便宜木材，和几个同伴动手，制作了一套蓝色、咖啡色的小布景。这些珍贵物品使得一群爱好话剧的学生们聚在一起，更使他们有别于当时众多学生业余剧团的短命，而长期存在并成长发展。 

    那个学生就是当时16岁的苏民。苏民原名濮思洵，字苏民，青年时投身戏剧运动，因地下工作需要，以字为名。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建院时期老一辈的演员、导演、老师，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也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父亲。 

    那个夏天，话剧被称为“爱美的戏剧”，因它是自西方引进的、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戏曲的新鲜事物。暑假学校联欢会上，苏民和同伴们第一次登上舞台，表演了田汉的两个小戏：《艺术家》和《获虎之夜》。 

    表演后，被请来做导演的北大法学院学生郑天健提议，正式成立剧团，根据声韵选择了两个平声字“沙龙”。 

    沙龙剧团一直延续到1945年底，发展成为之后的北平戏剧联合会，利用话剧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1942年冬，沙龙剧团在北平男三中学校礼堂演出了《北京人》。第二幕里，孙子媳妇愫方说，有一个地方，没有军阀战争和压迫剥削，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听到这样的台词，台下观众席中的日本学监坐不住了，立刻通知校长，要求终止演出。 

    日本学监的敏感引起了苏民和演员们的警觉，“曹禺在剧本中说的‘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这次小波折增加了日后我们革命的自觉性”。 

    冬天过后，沙龙剧团走出学校四处演出，也走上了用话剧启发民众的道路。之后的十年，沙龙剧团发展成为涵盖了六个学校学生的祖国剧团，直至后来的北平戏剧联合会，一直从事进步话剧的演出。

    五年历练方进角色

    1952年6月，根据新中国文化部的文艺演出团体要专业化、正规化和逐步建立剧场艺术的要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这是一个专业话剧院。 

    当年那个制作小布景的少年，此时也迈进了人艺，成为一名职业话剧演员，但扮演过诸多大主角的苏民，却突然不会演戏了。 

    当时苏民正在自学《演员的自我修养》。由于没有老师引导，想象、肌肉放松、情绪记忆，一个个表演元素割裂开，上台后，苏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越读书越不会演，后来被调去当舞台美术副组长。 

    1955年，剧院实行总导演制。由焦菊隐任总导演，欧阳山尊任副总导演。苏民又被调到总导演办公室当副主任。之后，就被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师资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来教，教了两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真传啊。”认真的苏民仔细做练习，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毕业时演了《伪君子》中的第一大主角。

    勇攀艺术高峰

    从师资进修班回到人艺后，苏民又变成演员里的主要角色。当年的他排演了《青春之歌》、《日出》、《难忘的岁月》等5个剧目。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没有合适的排练场，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地。1956年8月起，经周总理同意建设的首都剧场，正式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管理使用，这是国内第一座以欧洲大陆体系为蓝本，安装了完备的舞台机械的剧场。 

    对于年幼的濮存昕来说，这个舞台是一个围绕着光环的谜。濮存昕对于演员父亲最早的记忆，源于父亲带他去人艺。 

    只要父亲晚上有戏，家里一下午谁也不能大声说话。父亲演戏之前不吃饭，濮存昕经常拿着饭盒去剧院给父亲送饭。 

    在化妆室通向舞台的长廊里，有条黑黑的甬道，这条甬道不准小孩子进，孩童时期的濮存昕常常站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父亲，“我知道甬道的尽头就是充满灯光的辉煌舞台。” 

    1961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北京人艺携《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五个剧目赴上海演出，轰动华东，这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第一次全院范围的巡回公演，“那可是一段风光的日子”，苏民回忆说，那是人艺第一个高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段时间，也是苏民演出生涯的一个高峰，他先后在《蔡文姬》中扮演周进、《雷雨》中扮演周萍。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暗合，40多年后，人艺复排这两出剧时，儿子濮存昕又饰演了相同角色。 

    在苏民家，蓝天野、英若诚、于是之等一些人艺演员和导演们经常聚集一堂，谈剧本，聊创作。大人们高谈阔论，年幼的濮存昕就守在旁边听。那种对话剧痴迷、费心琢磨的样子，濮存昕至今记忆犹新。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渗入了孩子的血液和肌肤。坐在新装修的人艺化妆室里化妆，濮存昕回忆起儿时说，老年间卸妆用的是香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现在后台早没这味儿了。

    子继父业

    1969年，苏民被隔离时，濮存昕离家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年他16岁。 

    1977年，濮存昕结束黑龙江的兵团生活，返回北京。当大部分回城青年还在街道等待分配工作时，濮存昕通过空政话剧团考试，成为一名国家专业话剧演员，“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因为没有上过艺术院校，进入空政话剧团后，濮存昕开始三年基本训练学习，发声吐字、形体。对此，濮存昕心存感激。今天的人艺，已没有系统的基本训练，“现在是商业运作时代，新来的孩子学习全靠自己。” 

    虽是人艺子女，濮存昕从来没想过回到人艺舞台，“那时不缺人，有宋丹丹、张永强那一拨人艺培训班的演员。在家里连谈都不谈。” 

    1984年，空政话剧团的《9·13事件》在人艺上演。装台时，濮存昕搬箱子到舞台上，一直腰，朝空荡荡的观众席扫了一眼。一瞬间，好像都能看到儿时自己坐的位置。 

    接近人艺的欲望，被那次登台点燃。1985年春，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找到濮存昕，邀请他参加人艺《秦皇父子》的排演。濮存昕现在还记得，当时坐在沙发上说戏时蓝天野坚定的眼神，“深感欣慰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起码证明他（蓝天野）不是因为是我父亲的挚友，才这么看好我”。 

    一年半后，34岁的濮存昕进入北京人艺排练《秦皇父子》。此时外面的社会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人艺的舞台上正在进行改革——以林兆华的《绝对信号》为代表的小剧场实验。林兆华也是对濮存昕影响最大的导演之一。 

    以现在眼光审视自己在《秦皇父子》中的表现，“不顺利，刚开始都太初级”。濮存昕回忆说。 

    更困扰的是，这样的事情没法和父亲说，“灵犀没有，别人怎么点拨也是没有用的。”真正开窍还是在多少年之后。濮存昕一直感激人艺和蓝天野，“对待现在剧院里的年轻人，真的要有一种宽容。” 

    回到人艺，是濮存昕一生中的第三个关口，“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父子合作

    北京人艺建院四十周年之际，老一代艺术家大部分已退休，中青年成为剧院主要力量。 

    1992年，濮氏父子同台献艺排演话剧《李白》，苏民导演，濮存昕主演，这是父子俩首次合作。排练期间，既有父子间的默契，也有相互排斥，分歧最激烈的时候，甚至晚上干脆不回家，白天就在排练场见。这部剧作后来获得了八项大奖，成为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刚上手时，饰演李白的濮存昕每天排练的内容就是找“李白是什么样子”，感觉浅显、浅薄，“我找了半天李白，其实已经不是李白了”。经过这次排演，年近古稀的苏民，意识到“年轻人有他们独特的见解，要择善而从，对年轻人不尊重是很落后的想法”；对濮存昕来说，“当孩子认识到父亲的局限性时，他才算是真正成熟了”。 

    “把心灵那扇门推开，把自己摆进去，这才是后路”。2003年，《李白》重排，濮存昕自己也有了一番李白一样的生命经历。

    生命轮回

    50岁那年，濮存昕被任命为人艺第一副院长。为了尽自己对剧院的责任，濮存昕接受了这个任命，“新办公室、奥迪车，如同囚笼一般”。 

    直到排演《北街南院》，一天下午，濮存昕根本入不了戏，干脆骑车到市里递交辞呈。这一递，演出状态就回来了。从下半年开始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濮存昕一共演出了一百多场，包括《赵氏孤儿》、《李白》、《茶馆》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电影作为更快捷、更普及的媒体，替代先前由话剧承担的若干用途，话剧观众眼光更为挑剔，对话剧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人艺“市场化的空间里一个事业化现状”，濮存昕一直在努力改善。他很看好大学生戏剧节和北京市青年戏剧节，“里面有非常好的导演，有非常热情而贫困的青年业余演员”。 

    56岁生日，在办公室墙上，濮存昕挂上了两句自己写的题词，简单白纸，图钉钉在四角，上面一幅“已得其所、安分守己”，下面一幅“玩斋做悟舍”。 

    这正反映濮存昕当下状态，“我要完成自己生命轮回，对我这个轮回过程中的观众们真诚对待”。 

    濮存昕说，未来他会将更多精力放在话剧上，专心做好每一场话剧，让自己更加强大。站在舞台中央，就一定能影响舞台边的青年演员。每一个话剧演员都强大了，话剧才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