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沙良佐的行踪再论江南沙氏是回是汉

江南沙氏是回是汉，经过《元代沙氏本末考》《沙家武学初探》《再考四世祖沙全为何更改民族出身》以及《由松江普照寺重建看吾祖沙全的宗教信仰》以来，我江南是汉族后裔的结论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了。但是，在我江南一祖一宗之后裔，则有相互区隔的趋势，汉不认回，回不认汉，诚可哀也！

且有些人不认真读，不认真思考，仿佛找出了一段回族的历史，就成了回族，这个担心，我想是不必要的。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那只是历史，汉族是根本，回族是枝节，故汉族就是汉族，只要我们的依据充分，来源有据，我们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自得到崇明谱并检以《元史.沙全传》而作《元代沙氏本末考》以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很犹豫，很彷徨。有心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可是又怕引起更大的误会。说实在的，我那篇文章的出发点虽是在严格按史料来分析，但是，我内心的出发点则唯血统而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只给松涛看过，后来，给沙森老先生看了看，基本上认可了我的观点。但是，我仍然犹豫。后来，松涛几次劝我，于是心动了。也好，也许发表出来，可以纠正现在民族研究的误区，于是，我发誓自今而后一字不改，由松涛去掉了血统论较为明显的第一段，而放到了家族博客里。

应该说，反响有一些，但是，大家毕竟没有太多的事实可以佐证，所以，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听我一个人在解释。我感到很吃力。

那段时间，在忙完了广东湖南的一些考证之后，我仔细的整理了一下思路，发现我们走了一点弯路，就是，眼光只朝外面看，而没有认真检索自身。为什么自始祖世坚公之后，沙全是武将，沙原德及其子孙为什么多从军？他们的武艺又是什么？一旦有了这个念头，视野就开阔了一点：原来，武艺是可以家传的；家传有武艺的，无论是回是汉，那么，就比较容易，考证是否一家人。于是，而作《沙家武学初探》。其结论，一旦建立起了完善的证据链，于是，我本汉族的结论，就彻底明确了。原来，沙家枪在宋朝以前就有了。

自此，我不再犹豫，认为可以大胆面对沙全了，所以，我自己将他写进了家谱。回过头来，有觉得似有不足。沙全既然在松江，惠政多多，应该是个有德有行的人，这样的一位很有建树的先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子孙而去邀宠，放弃自己的祖宗出身呢？其中，必定还有问题。

偶然，又想起他的吴江之事，同时，也觉得《武学初探》一文，光忙着提结论，杨家枪和沙家枪的时代关系并没有摆清，遂再作《再考》以回答上述问题。

最后，再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补作《由普照寺重建看宗教信仰》一文。

此四篇，完全是围绕沙全一个人来做的，应该说，篇篇有据，思维逻辑都是比较清晰的，而结论也是科学、正确的。

这个不是我自夸自己，怎么怎么的好，而是，我们至此似乎可以解开历史的谜团矣。然而，我想错了。在常州，我发现我无能为力了，因而，他们至今是回族。而且，有较早时候留下的家谱。从这本谱子上，看不出他和江南松江有任何一点联系。而他们再是沙全的什么子孙，我拿上面的四篇去检验，都是无法解决的。很遗憾。于是，我就直接了当的指责他们谱子里的来源是伪造的，是不真实的。

这不仅拉大了心理距离，而且，也使研究无法再进行了。我想，只能靠发动群众来做事情了，遂有《江南沙氏后人启》，虽然，结论不一定正确，但是，思路是没问题的。也引起了个别的反响，但是，终无进展，遂有了想放弃的念头。以为，既然元代的所有文章都已经看完了，宁波又不能再有新发现，而考之杭湖嘉兴，虽不能联系，但多是回族，明清都信奉清真教，我想也不会有什么新发现了。于是，决定不再做什么考证了，留待子孙再做吧。不意，松涛和江阴接上了联系，又把他们介绍给了我，正好他们又在修家谱，于是，我终于借回家的机会，到江阴和他们一聚，了却了我多年未实现的心愿——终于，亲眼看到了《暨阳沙氏宗谱》。

通过阅谱，我发现，此谱对资料的使用很严格，没有跟风吹捧化妆修饰的地方，原原本本，能详者详之，不能详则不详。除公沙外，其收罗的宗姓人物无一不是我们正宗汝南系的，所以，我感觉到我的视觉，又往前伸了一点。但是，此谱除了可以矫正崇明谱之外，尚不能对沙全研究提供什么新证据。

之后，再回到网上，仔细阅读石首沙永松在家族网里的留言，反复看看，还是那个结论，很重要，但是，看不明白。和沙科进联系过几次，除相互确认了观点之外，我始终没得到家谱，我的资料通过别人转递，因为，他没有计算机，所以，到我写作本文时候为止，我尚不知道他看到了没有。

这期间，尝试做《云贵沙氏辑证》。在做辑证的时候，越做越不能罢手，发现云贵沙氏最早的源头，只能推到南宋末期，再早就是一点痕迹也没有了，正好和宁波沙挺在网上聊聊几句，于是，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即“四川抗元”及“泸州事变”导致四川陷落，才是我沙氏分道扬镳，各自发展的原点。

于是，提出流放一说，并将原先的《宁波沙氏亦我宗支》一文略作补充，而发到了网上。并据此，完善《辑证》，并分辑发表。

可巧，沙永松将贵州谱子，寄来了，我从收到的时候起，一直在阅读，到今天，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致谢呢。

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谱子，虽然是新修的，其中也有不少错误。但是，除作者据史料增作的历史研究外，其对各支家族的采访记录，都是严格在按事实说话，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应该说是一本可信的谱子，如果，适当完善，应该送进博物馆。

这本家谱也有局限，即对亦佐、宁蒗、会理、盐边等地的彝族沙氏，没有去走访寻找。而他们也是有彝文家谱的，盐边的可能还很完善。

不过，以现在的内容，我们依然，可以证明，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即沙全确实是沙世坚的曾孙，而江南沙氏确实是汉族。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此谱，对沙世坚以前的世系作一个明确的了解，而且，知道了，沙广、沙彦珣均是我汝南沙氏宗人。

不仅如此，也明确了我沙出自沙随氏，是失封之后裔，思国念祖而姓沙氏。而公沙氏，则是沙随氏袭爵之公族，在失国之后而姓公沙，后去公为沙。因此，沙随之沙和公沙之沙，是“一宗之二途，而归于一姓之家人”。此也解释了为什么，王符在公沙父子之前，就记录“微子之后有沙氏”。

通过阅读，我发现，谱中之人，符合时代，世数也符合。时代安宁，代数密；时代动荡代数稀；然又都在现实可以体会的范围内，密的时候二十年一代，稀得时候，三十多年一代。因此，其世系应是一个历史真实的世系。只是到了贵州本身，在何时入黔这里，我有一点不同的理解，其他，都还好。

以上，是据安顺沙氏而言我沙氏之大局面。

具体到江南回汉的问题，我真的得感谢沙科进先生，他的眼光和心胸真的是我不能比的。我一直在以我自家为重点，对于家谱，非我一族，我是不往里收的。但是，沙科进先生不一样，他往里收了。他联了和他们不一样的一宗，即赫章沙氏。

赫章沙氏因自己有家谱，所以，科进先生在家谱里对其进行了非常细致明晰的叙述。

该谱第92页：四、二塘、松林窝皮寸支  

祖先自汝南郡南下渡江，于元朝前已定居于江浙行省辖下集庆路境内，明洪武间，属应天府。调北征南时，自应天府下避战乱湖北襄阳（古新城）。有祖先良佐为官于湖广省襄阳府（明史地理志）为知府，忠于洪武建文两朝（后有传）。“靖难”兵兴，建文帝逊位，祖先恐以此而受株连，乃率家眷微服避难，逾湘川至西南，暂隐于滇北东川（会泽），与原屯田笈难属萍水相逢，协谋左衽深匿黔垣、以蔽行踪，和当地龙家融合，对外称龙家。明朝永乐年间定居于黔西一带，略220余年，祖先繁衍其后八代。因战乱和文化落后，失其记载，前十代祖人的详细经历已无从查考，自入黔九世祖起，已有文字记入谱册，流传后世以为族史之鉴。九世祖妯岳，生于明万历间，有天赋，精琴棋书画，惜不遇时。十世祖余喾，迁采石基，与谢姓同村，遂氏谢，今可乐有谢氏，永不可乱。天启二年，土目安邦彦起事，王三善领兵镇压，攻占采石基。祖先为生存，被迫迁徙云南，行至六广河，许下牛头大愿，庆天王坛，并被逼接受土司部分习俗，“依其制度，听其约束”，万众于六广河化冲坡脱簪解带，但内部规定，“明投暗不投，男投女不投，生投死不投”。

以上，黑体字部分是我引科进先生原文，只在九世祖、十世祖那里有些微文字改动，为了简洁一点，有斤两的地方只字未改。

在做考证和说明之前，我先将地名做一个解释:皮寸，左右合为一字，音bōng，因为偏僻，遂有写作窝蹦、窝帮的。

此对于我如皋常州沙氏，实属是惊天大发现也。

据此段文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赫章沙氏的始祖是沙良佐。

对于沙良佐，我们对我沙氏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他是明代新城知县，是沙氏的先世名人。他是常州《毗陵沙氏家谱》的第二世祖，是常州沙氏始祖沙世荣的儿子。对此，《暨阳沙氏宗谱》在《世录》里对他的记述是：“讳良佐。良佐居武进，明洪武间，荐知江西新城县，廉慎自持，以宽字民，笃于学校，不四五年，人足衣食，庭无讼者，百姓戴之。见《常州府志》。据称是太守公后。”按：江阴家谱里的太守公，就是指我江南沙氏始祖忠烈公沙世坚。

良佐公既为常州之第二世，常州现为回族，故良佐公也应是回族。旧时有传，常州、南京、如皋本兄弟，故常州回族，如皋也回族也。

而如皋沙氏和江阴沙氏系出世坚公玄孙沙懿。沙懿生沙轩、沙轾。沙轩无子，初以沙轾之子纲为子，纲早夭，遂以从弟沙德润之子沙继为子。沙继生沙文、沙武。沙文为扬州巡检，阖门殉难，沙武乃命长子原德继其嗣。是为江阴沙氏。沙轾之子，沙永为如皋始祖。沙永生沙荣，沙荣生显一、显二，显二生礼九，礼九迁如皋，是为如皋始迁祖。

据此世系，我们在《本末考》里早就围绕沙德润得出结论：我们是沙全的后代。故在元代称回族，是一个历史的真实，我们后来所做的，只是想说明，我们这个回族并不是真正出自于什么所谓的哈剌鲁，而是出自汉族，是沙世坚的嫡传子孙而已。

那么，常州、江阴、如皋、南京，同为沙全的子孙，故回族是没错的。但是，这个回族其实是个假身份，不惟我前面的四篇专门论文可证。今就沙良佐而论，亦然。

赫章沙氏家谱说：“祖先自汝南郡南下渡江，于元朝前已定居于江浙行省辖下集庆路境内。”这段文字，时代地点都明确，是在元代以前，祖先就已经定居在江南了，这显然不是沙全，沙全是宋军从河南柳泉抓来的，他不可能定居到集庆。赫章所说的祖先就是安顺家谱世系表里记载的沙世坚，也就是我们江南沙氏的始祖沙世坚。“祖先自汝南转战苍山渡淮南来”，这个我在《世坚公归正江南考》一文里面，是早就明确了的。赫章的说法，不正说明，我们原先的求证是正确的吗？我们的祖先就是自汝南郡南下渡江的，哪还有假？

假如，我如皋、南京、常州本兄弟，那么，沙良佐本人就是沙世坚的九世孙，是沙世坚曾孙沙全的六世孙。从这个方面看，沙良佐“自汝南郡南下渡江”的祖先，也仍然是沙世坚。而沙良佐的祖先是从汝南南下渡江的，则必定不是回族。沙良佐不是回族，则沙良佐的子孙亦不是回族。那么，尊沙良佐为二世祖的常州沙氏，还是真的回族吗？

显然，这个结论不用我自己做，我想读者，人人都会得出不是的结论。

因此，此赫章沙氏的家谱一出，立刻反正出我们原来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是沙世坚的子孙，我们是沙全的子孙，沙全是沙世坚的曾孙，我们是汉族后裔，虽然沙全因为历史原因迫不得已改了回族，但是，并没有背祖忘宗舍弃我祖宗旧氏。“我们是谁的子孙”在家族内部虽然不曾以家谱的形式出现，但是，沙全还是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子孙的。因此，我们是正宗的汉族沙氏，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

对于，系出江南、现在仍然是回族的沙姓子孙，我们也尊重这段历史，继续也好，返回来认祖归宗也好，总之，我们是始祖沙世坚曾孙沙全的子孙，这一点，是没有一点错的。

关于这段文字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的秘密并不仅此，我们可以据此补充，沙良佐的传记，以及在江南现在尚还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的下落。

原来，沙良佐在新城之后，之任襄阳知府。靖难之役，燕兵突击金陵，金川门失守，建文帝出走江上，经溧阳、过吴江、转京口、渡六合，陆行而至襄阳。其趋襄阳，乃是投奔也；其选择襄阳，乃是知沙良佐忠心也；沙良佐扈从他辗转入滇黔，说明建文尚有识人之明也。

良佐公“恐以此而受株连，乃率家眷微服避难，逾湘川至西南，暂隐于滇北东川（会泽），与原屯田笈难属萍水相逢，协谋左衽深匿黔垣、以蔽行踪，和当地龙家融合，对外称龙家。”摆明了是扈从建文，否则，还有什么可以促使他下如此巨大的决心，不惜“协谋左衽、深匿黔垣、以蔽行踪”哉？据此，我江南之后裔，融入彝族矣。而良佐公之选择，也正可说明，永乐之迫害之甚矣。

于今，我能理解常州为什么托言来历，也理解我如皋原本世代官族，而谱书之讳为何不雅矣？这都和良佐公弃官追随建文帝有关也。

惟我祖宗有德，天眷忠良，忠臣必不绝后，故有我等后辈子孙于今尚能发现其忠烈，正本清源，为我祖申雪昭彰也。

良佐公于我为谁？我祖先沙荣之子，礼九公之父、常州之二世祖也。良佐公既为常州之二世祖，本人已去滇黔，则迁居常州者必为其子。而常州如皋为兄弟，则我如皋亦其子，是故，沙荣即沙世荣，而显二公即良佐公也。

如皋十五世元炳公在世之时，缅礼九公之名讳，云“盖非真名，军繇尺籍之号也。”我据《暨阳沙氏宗谱》翻出，礼九公之父显二公的名讳，细看亦如是。推敲元炳公所说的含义，其实是说，我乃充军之人也。据此，十七世沙森先生，则谓我如皋恐《大诰》之编户也。考其含义，乃是监视居住也。

何来我如皋不是充军就是监视居住耶？我上祖有何罪过，须得如此耶？

既有良佐公行踪，我如皋常州起初的一切，都已明白矣。我既非充军、也非编户，我祖先礼九公乃故官之子，逃难至此，隐姓埋名，遂有家谱不雅名讳之传也。

至于，为何要易名隐居，实则是为了逃避杀戮。原因全在于良佐公之弃官，即和当时的严迫形势有关也。

惟朱棣暴虐残酷，其入京后，即令礼部行文州县，追缴革除诰敕，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揭榜建文旧臣黄子澄等二十九人；并清宫三日，诛杀宫人、女官以及内官无数；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四百六十三人，俱命削籍，大肆追剿迫害，株连九族。而更酷者，则属建文帝旧臣方孝孺、景清、铁铉等。

方孝孺，被灭十族，祸及门人故旧。《明史.方孝孺传》记载：孝孺之死，宗族亲友前后坐诛者数百人。仅一充在军籍的族子得免。为之死者，不知其数。受牵连者，更不知其数。仅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可见其时，方氏牵连人数之巨。

而景清则被“瓜蔓抄”。《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其一乡之陌路也视其党，悉数充军，村里化为废墟，古来仅此一见。

铁铉被寸磔，其妻女充入教坊，一子戍河池，一子没为官奴，后杀之，而族之他人则远避山海关，阖家一门无蕨类矣。

盖此时迫害之惨烈，亘古以来，未之闻也。自古惟闻九族就已尽灭一门，岂意祸及门人故旧乡人哉？！门人故旧乡人既已不免，故官之子孙岂在遗漏中哉？

然天眷忠良，忠臣必定有后，故侥幸者有之矣。方氏之侥幸者，变姓施氏。施，方人也。而我沙氏之侥幸者，则易名、托迹矣。

盖我也在编籍之诏，诏下，苏州老家之子孙四散逃逸，一逃南京、一逃常州、一逃如皋，而去苏北者则不知其是一家还是两家矣，总之，盐城有之，兴化有之。今就知者而论，我如皋，易名隐居，而常州，则编造来历，也隐居避祸矣。此皆说明“编籍、编户”之推测，盖非空穴来风也。

虽然，我们依赫章家谱所记，我们恐在编籍的四百三十六人之列，但是，史料缺失，我们又不能百分之百肯定矣。但良佐公弃官而去，总是可以肯定的。且襄阳一府自古重地，诏漏此处，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依如皋、常州家谱的诸多不可理解之处而论，其在编籍之诏，当是可以一定的。否则，我故官族，江南的繁华不享，我们来如皋这个穷乡僻壤做什么呢？而常州为什么不进城呢？良佐公为当时名知县，是穷得在城里住不起了吗？原因很简单，一定是受到迫害，才不敢在原籍居住，也不敢进城居住的。

然编籍之诏已被销毁，《永乐实录》无，诸史书无，四百三十六人不可考矣。《建文朝野汇编》谓“当年之史笔甚讳”，可知矣。而我祖先于当时又甚微，要知当时之真相，难于登天矣。

朱棣不独将建文年号革除，大肆杀戮，还将建文一朝职官、政册悉数消毁。为防朝野议论，遂立党禁，严治建文遗党。故一直到万历朝，无人敢提建文之事。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录礼科给事中杨天民上疏“请改正革除建文年号”，从之。至此，建文之党禁始开。然其世虽能言建文之事，但多途说，几无文字可寻。于是，诸多考查，由此而起，所成书籍颇多，然少有服人巨作。可称信史巨作者，惟屠叔方之《建文朝野汇编》。虽未记录我沙氏，但其作之真实，不容怀疑，其来源都是私藏的碑铭志书，是可以求证的文字资料。是书也，篇篇血泪，目之使人惊魂，读之使人丧魄。仅据其前言，就可知其时其事之惨烈。序云：“金川门失守，御史、给舍缒城死者四十余人，北平省属州县长吏弃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转相枝蔓且蹿且死者，又不胜记，是皆泯泯无传。”又云：“文皇帝（永乐）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又云：“诸君子子孙甚微，当年之史笔甚讳。”故可知，其时对建文帝遗党的追索，是史无前例的。也因为此，我沙氏才迁如皋和常州，实是因为我氏为建文故官之子孙也。

然虽在编籍之诏，但我又非编籍之人也。所谓的编籍，没籍于官充军谪戍。《明史.方孝孺传》记载，“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而如皋则有田有土。沙鼎在官时，有谓其“家故丰”，因此，沙鼎之前代，家里就很有钱也。再往前推，至四世沙淳，其时已在石庄，已能在正德嘉靖间首议田赋事，说明我如皋沙家，其时，也可称县中富户。时党禁尚未开，我祖先已敢造访官门，有土有田，故我非编籍之人也明矣。但我是编籍之后也明矣，正因有编籍之诏，我祖先才会晦迹潜行而逃离故土，改名易字而蛰伏乡里。微此，我祖先是断不会，擅改祖宗之名讳、托言虚妄之来由的。而苏北数家云“赶散”，亦似可以佐证，其时之来，乃是逃难也。

我如皋之迁与不迁，实和良佐公密切相关。不迁，则说明我支和良佐公没关系；而迁徙易名，则说明我们和良佐公有关系。我如皋迁于永乐间，非虚言也。既迁，遂隐姓埋名，是实可想象的。生活于党禁之中的如皋沙氏先祖，是断然不敢将祖先的真实名讳书写于谱书中而示人以柄的。这就是，我故官族，而名字不雅之由来。至万历二十三年，虽解此禁，然已隔百九十余年，后世乃不知前世之事矣，故此事老谱不书，真实的历史荡然无存。

至于，毗陵沙氏家谱为何存沙良佐的名讳，实因其修谱较晚，时党禁已开，故敢追认。然其来源不真，必然是出于某种考虑而有意为之。我以前曾经多次指责常州家谱是胡编乱造，于今，看来我错了，于其时属于无奈之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造成过去常州和各地接不上的原因。

而我如皋老谱起修于明代中期，且恐是不仅晦其名，而且也可能隐晦来历，我如皋至今说不清从哪里来，就是明证。后因循老谱，遂致故家旧闻彻底失传矣。今如皋老谱虽然不存，但是，从江阴尚可续接出我如皋的世系。而江阴家谱始修于弘治年间，康熙初年重修，其谱记有我如皋沙氏永公至礼九公之间的四代世系，说明我如皋已有家谱在先矣，只不过，在迁城之前，再次失落。既然，老谱修于明代中期，那么，讳名隐事，势所必然。

也因此故，如皋、常州沙氏家族初始不敢再在官场显身扬名，这就是，我们的家族发展史和江阴略有区别的根本原因。因不近官场，故自卑微。又因卑微、名籍俱讳，诏开党禁之后，无片语只字可资佐证，故先烈之忠绩不得申雪矣。

此也即，载有良佐公的毗陵谱，不知其最终去向的根本原因。

是以，良佐公之事迹需要补记，而如皋、常州之世系，需要纠正矣。

世传我如皋迁自永乐间，而我据天津武清，是永乐间自如皋迁出，其时已经有沙家庄名，曾一度将迁入时间往前移，今以此求证，我如皋始迁之时，则是永乐元年也。而其来也，乃是故官之后，避难此地，晦名托迹，以自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