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沙氏多武人，有连篇累牍之文可证。究其原因，实是武将世家所致。也正是这个原因，沙氏子孙散居海内各要隘。世易时移，前情失落，后人多不知前代矣。辽东有沙氏，世传出自登州蓬莱。相信是有根据的。除黑龙江有一支外，多无一本确记的家谱记载，所以，我们还不能详尽其情。不过，近日看过一篇文章，名《矿税监高淮乱辽述略》。该文庞征博引，叙述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期间，辽东因监税高淮横征暴敛，激起民变一事，致家国倾危。此次民变，正史未载。该文引辽宁省档案馆所收藏的一份明信牌，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此牌为当时分守辽海东宁道带管海盖道事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张登云所记，是张登云给高淮的呈请报告。《述略》所引虽非牌记全文，但经络大节清晰，于沙氏研究，实有大用。现将有用之处摘录如下：

（节文）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差官叶国相前赴地名麻地沟开采矿洞，有金州卫、复州卫委官数人共同编派各甲屯夫沙景元等，“共效王事”。沙景元系金州卫指挥沙守珍管下舍丁，当年已六十岁。他不愿充当矿夫，“抗拒阻违”，带头反抗，得到沙功、沙九子、沙守元等三十余人响应。叶国相“见得景元等撤野不从，随带领跟纵人役将景元等逐名锁拿，差人王学礼、刘□等于九月十六日径自押送复州卫交与在管镇抚郭应奇收入监禁，给与监票回照讫”。十九日，原差王学礼等仍执拿监票向郭应奇取要各犯，而郭擅自将沙景元等放出监狱。又遇到另一地方官危希儒乘机假传官言“明文告示，免开矿场”，“遂致屯民惑乱。”而后叶国相又向沙守珍、红嘴堡守李逢泰要夫采矿，沙、李等“各亦不合，阻违不行查拨人夫”。结果便以“屯民聚众抗拒，违误国课”，“诈传官言语，惑乱屯民”等罪名，把这些人分别判处徒杖等刑。最后又根据明律，估其财力物力通通纳米纳银赎罪。总共被惩处的有三十六人，为首的矿夫是沙景元，地方官受罚的有沙守珍、李逢泰、郭应奇等三人。

通过上文，我们不难看到，当时在大连金州地区是有沙家势力存在的。沙守珍不但是金州卫指挥，沙景元的反抗还得到沙功、沙九子、沙守元等人响应与支持，显然，沙家族人聚居的事实得到了很直观的反映。因此，此地如有沙氏，那么，上述诸人，一定是此地的沙姓之先；而且，可以确定此地沙氏定居的时代，一定比万历二十九年更早。此其一。

其二，此地如有沙氏，那么，其族源盖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有可能出自江南，或江南所分支系。这和我在《江南沙氏后人启》里所表达的思路一致。二有可能是出自蓬莱。胶东蓬莱一带沙氏，据传出自云南。我考云南沙氏，除咸阳王赛典赤一支外，有两支沙氏，是我汉姓族人。一是宋景定间世坚公子孙因某事被发配东川，一是明初沙谅戍守炼象关。虽然此两支沙氏本出一源，但分系不同。考胶东沙氏的定居年代，多数均认为是明初，因此，我估计，胶东系出沙谅的可能不大，而以东川的可能为最大。因为，时间是决定子嗣的多寡的唯一因素，沙谅在明初尚是青年，恐不及有子系又随军入居胶东。相反，东川经过百多年的繁衍，又在其地方居于首领位置，有人随军再返中原，实可思量。至于，排除赛氏后裔的可能很简单，我在《启》文里曾经说过，赛氏亲族经过有元一代的发展，势力非常庞大，明朝对于此种势力是以打击压制为主的，轻易不敢重用。且正史方志笔记，至今未见赛氏族人归附的记录，所以，将其排除是可以的。

对于可能出自江南所分支系的可能，我不抱太多思想，不过为了存一段事实，我如实写出。年初和武清沙氏后人沙苏德联系过，武清出自如皋是有谱书和事实印证的。沙苏德讲，辽东某地有一沙氏，系出武清，可能是闯关东而去的。沙苏德高祖一辈无子，遂过辽东领养一同宗子嗣，是为苏德之曾祖。我判断，这个领养的时间应在光绪年间，而此支沙氏闯关东时间当在咸同之间，闯关之人很可能就是苏德高祖之兄弟。原因就是，其时武清族房已大，其舍近求远、千里迢迢过辽东去领养，说明两地之关系比之房族更为亲近；且这个亲近的关系，一定不曾隔辈，否则，在那个联系艰难的时代，武清的人怎会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辽东族人的子系情况呢？

我将武清的一个枝节附带在此，目的就是希望，东三省的本家能看到，虽然这和我写作的初衷似乎无有联系，但是，或可借此将辽东沙氏做些分别也。前些年，曾看到过牡丹江沙铁锐向登州捐献过《山东莱阳沙氏族谱》的报道，我想，东三省沙氏至少有三个分别，是肯定的。只是我们尚未详知这三个分别的起始情况而已。

匆忙写就，大家看看，理得清理不清，理一理总是要的。

按：本文所要找的大连沙家，疑为金州杏树屯镇沙家村或普兰店市皮口镇沙家村，此两处沙家故名均为沙家屯。